義烏毛氏，亦稱繡川毛氏，泛指古今在浙江義烏境內生活的毛氏族人。該支毛姓以繡川自銘，蓋源于義烏邑內有繡湖，遠近知名。繡湖，又名繡川或繡川湖。明開國文臣之首宋濂《華川書舍記》稱："烏傷有大澤曰華川。唐武德間，嘗置華川縣，今之所謂繡湖，即其地也。"舊縣志載："繡湖，縣治西有湖，廣數頃，群峰環列，云霞掩映，爛然若繡，湖因以名。"

繡川毛氏落籍義烏至早在北宋末年，然至于明萬歷間已蔚然成為烏邑望族，且烏邑境內毛姓僅此一氏一籍，別無異族，皆尊毛鐫為繡川毛氏族始遷祖，追溯北宋於潛令毛國華為先世祖。早在元末，自八世祖蘭谷公（毛疇）始即有編輯家乘，而后毀于兵火，僅存逸稿。明代正德3年又由十四世孫毛彥卿（毛倫、又稱湖東公）重新編纂而創始，譜名《毛氏家乘》，后代義烏毛世族人無論重修或續修宗譜皆多沿襲此稱。

自湖東公創修之后，歷經明、清、民國，繡川毛氏族大致每隔二十年就修譜一次，共續修了十七次。由是近千年間世系不紊，截然有序，瓜瓞綿綿，一目了然。更可貴的是，繡川毛氏先祖在修譜時，秉持“世遠無征，則無強附，無妄援”的原則，榮顯必錄，奧碟必搜，絕無世人所譏修譜俗氣爾。正如康熙53年義烏知縣熊祖旋為繡川毛氏《康熙甲午重修譜序》中贊譽道："譜之創始，既無附會之嫌；譜之重修，更無缺略之慮。循名核實，倫序秩然，尊尊親親，深得太史公立傳之意。"誠哉斯言。

繡川毛氏最近一次修譜是在1995年，距前一次修譜（民國十一年）已然相距七十四年了。間隔雖遠，然據哲所知，亦是改開后金華地區民間自發修譜較早者。當年修譜時阻力甚大，時義烏執政者以防農村宗派勢力、宗族主義和特權思想等封建殘余意識復燃為由對繡川毛氏此次重修譜進行了追繳并集中銷毀。所幸天不絕人，祖靈庇佑，有多套宗譜被宗親們藏匿留存至今。

哲有幸得以一觀的正是這套95年版的《繡川毛氏家乘》。該譜可謂是在民國十一年老譜基礎上的續修，老譜卷首一本，卷一至于廿四，計有二十四本，共計二十五本。一至二十二卷（世系、行傳、墓圖）俱照印自老譜，卷首的譜序部分老譜已經有十九篇，加新修譜序共計廿十篇。除了個別文字有愆誤外，基本保留了原稿，這為后人研究繡川毛氏族歷史提供了可靠的樣本。唯在新修譜序中，并沒有對始遷祖毛鐫的祖先淵源問題給予詳細的考證，是很遺憾的地方。雖然，修譜者可能出于對先輩所定“無強附，無妄援”之規，而沿用舊說而未做詳考。然作為史學愛好者，哲對毛鐫的祖先淵源問題有著天然的旨趣，故不吝管窺蠡測，撰文以考，希冀能清本溯源。

引發哲對毛鐫的祖先淵源問題的探究，源于我發現歷代繡川毛氏對自己的始遷祖毛鐫的認識和說辭有些模糊不清及矛盾的地方。比如，近世的譜序里皆云："南宋初,毛鐫受業于義烏樓圖南之門,入贅周氏,定居繡湖之濱,為義烏繡川毛氏始遷祖。"此說最早見諸于明代王世德（時任廣東承宣布政司左布政事，永康人，其序為妹婿毛君成之請而作）撰寫的《崇禎丙子重修宗譜序》，茲后各譜序皆或沿其說，或未考據，承襲久之，迨成定論。然哲以為王世德此說甚為突兀，既無源說,亦無它證，實為可疑。

考之始創修者十四世孫毛杰的初修、二修等譜序，俱言先世為宋於潛令毛國華，其子孫散處婺衢嚴，遠居廣信，而"巢云居士曰鐫者，與烏邑宋進士王公固之孫軸同應鄉舉，相友善，遂攜家徙居鳳林"，為義烏毛氏族始遷祖。概無“入贅周氏說”，亦無"鐫為國華幼子說"。直至嘉靖27年，毛杰弟毛倫重修譜時，有《古稠毛氏家乘重修詳衍臆說》一文存世，對繡川毛氏族源流衍脈做了詳備的論說，始有"鐫為國華公幼子"之論，但亦無"入贅周氏說"，對于始祖毛鐫的婚姻倒有個明確的記載，說是與"宋進士王固之孫軸別號鳳山者，同應鄉舉，各治易，工詩賦，相友善，遂避地徙居烏邑之鳳林村，與王家為鄰，因締姻焉。"

可見，繡川毛氏族早期的族譜記載，比較嚴于求真，不可知者寧削不錄，如先世僅斷自宋于潛令毛國華，不是修撰者"非忘非恥"，亦惟其"不售不冒也"，為后世識譜者所推崇。哲以為，古人修譜因信息閉塞，資料匱乏，世遠年湮，羈難考核，以傳說為史者不乏其多也，維繡川毛氏茲譜能真傳如是，良不易也。

以譜序觀之，哲更傾向于早期譜序者為真。雖然，始俢者毛杰并無毛鐫為國華幼子說，蓋代遠年湮，杰秉持"無強附，無妄援"的原則，自鐫以上直削不錄，擬或有之。然毛鐫源自國華公，自八世祖蘭谷公（毛疇）即始輯家乘，雖經兵燹之災，然存有逸稿，且經祖輩口耳相傳，應該是可信的。固欲明毛鐫事，必自探究毛國華入手，惜繡川毛氏先輩對此研討甚少，亦無更多的資料存于譜，以至于始遷祖鐫的祖先淵源幾成空白。幸甚今網絡發達，信息可循，資料漸有發現，可對鐫之先世毛國華等的資料作一梳理。

毛國華，字君寶，北宋衢州江山石門鎮人，皇佑元年馮京榜進士（見《太平治跡統類》卷二十七）。初以蔭補南豐、宣城等地主簿，歷官福清、政和、連江、于潛等地縣令，元豐間任婺州觀察推官，與梅堯臣、蘇軾同時。毛國華能知名于當時和后世，很大程度上與這梅、蘇二人有關。梅堯臣有多首贈毛國華詩存世，而蘇東坡在杭期間，多次赴臨安"觀政問風"，期間就有於潛縣令刁璹、繼任毛國華等人陪同，亦有多首贈詩存世。

刁、毛二令在於潛有德政，后人立三賢祠以紀念。據《咸淳臨安志》卷之七十四載：三賢祠，在縣西一里野翁亭之右，刁璹、毛國華為令有德政，東坡倅杭行縣至潛皆為賦詩，一云"三年吠犬足生氂"，一云"蝗自識人人不識",道其實也。慶元初，令趙彥倓立蘇刁祠名二賢堂，至開禧二年，令胡衛增毛長官像改曰三賢堂，以春秋上丁遣學職祭之。

蘇軾首度仕杭是熙寧四年十一月到熙寧七年十月，前后共三年時間，交往的於潛令就有刁璹和繼任毛國華二人，可知毛國華大致在熙寧七年左右任職淤潛令。蘇軾的"與毛令方尉游西菩寺二首"詩寫于熙寧七年（見《咸淳臨安志》卷之八十四“明智寺”條）。又《蘇軾年譜》卷十三載：熙寧七年八月蘇軾"撲蝗","二十七日,還至於潛,晤縣令毛國華,與國華及縣尉方武游西菩山明智寺，訪辯才，遂宿西菩山。"二者可互為參證。

毛國華於潛令任期滿后，曾調任婺州觀察推官，明萬歷六年刊本《金華府志》有載。繼毛國華后，練定繼任婺州觀察推官，于元豐二年任。自熙寧七年任於潛令始計，三年一任，哲推測毛國華大致在元豐元年任職婺州推官，爾后于元豐二年因受蘇軾"烏臺詩案"累而去官。有宋人朋萬九撰《東坡烏臺詩案》載因受累蘇軾案收坐人名，國華公名赫然在列。烏臺詩案受牽連的共七十多人，其中有二十九位大臣和名士受到不同處分。王詵、蘇澈等受貶斥，張方平、司馬光等僅因收藏蘇軾諷刺文字未申繳入司，各被罰銅二十斤。毛國華與歐陽修、蘇舜舉等人一樣屬于雖收藏有蘇軾詩句文字，但經根勘后，定案為"承受無譏諷文字"，免受了處罰。

經此一役，毛國華亦跡近致仕年齡，去職后未能復職，大概就此退隱林下，落籍於潛。毛國華的生卒年沒有確切的記載，但以其同時代人為參照，并結合其它史料，我們能大致推斷出他生活的大致年份。哲以為，毛國華比梅堯臣略微年輕，但比蘇軾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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