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潛（1673～1769），字碻（què）士，號歸愚，長洲（今江蘇蘇州）人，祖籍浙江吳興。清代詩人。
乾隆元年（1736），薦舉博學鴻詞科，乾隆四年（1739）進士，曾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為葉燮門人，論詩主“格調”，提倡溫柔敦厚之詩教。其詩多歌功頌德之作，但少數篇章對民間疾苦有所反映。所著有《沈歸愚詩文全集》。又選有《古詩源》、《唐詩別裁》、《明詩別裁》、《清詩別裁》等，流傳頗廣。
人物生平
早年家貧
沈德潛早年家貧，從23歲起繼承父業，以授徒教館為生，過了40余年的教館生涯。盡管處境并不如意，但他并未棄學，在奔波生活之余，勤奮讀書，16歲前已通讀《左傳》、《韓非子》、《尉繚子》等書。他早年師從葉燮學詩，曾自謂深得葉燮詩學大義，所謂“不止得皮、得骨，直已得髓”，其自負可見一斑。
仕途
沈德潛熱衷于沈功名，但這樣一個滿腹才學的讀書人，竟然科舉屢不中，康熙三十三年（1694）被錄為長洲縣庠生后，40年間屢試落第。在雍正十二年（1734）應博學鴻詞科考試又被朝廷斥貶，他的詩作被禁止流傳。
四十歲所作《寓中遇母難日》中自表：“真覺光陰如過客，可堪四十竟無聞，中宵孤館聽殘雨，遠道佳人合暮云。”凄清之意和不甘寂寞的心情溢于言表。
從22歲參加鄉試起，他總共參加科舉考試十七次，最終在乾隆四年（1739）才中進士，時年六十七歲，從此躋身官宦，備享乾隆榮寵，乾隆七年（1742），授翰林院編修。次年遷左中允。累遷侍讀、左庶子、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
乾隆十二年（1747），命在尚書房行走，又擢禮部侍郎。乾隆十三年（1748），充會試副考官，以原銜食俸。
乾隆十六年（1751），加禮部尚書銜。其間曾為父母乞誥命，乾隆給三代封典，并賜詩，其中有句云：“我愛德潛德，淳風挹古福。”侍郎錢陳群在旁唱和曰：“帝愛沈潛德，我羨歸愚歸。”賜詩與和詩中巧妙地嵌入沈德潛的名“德潛”、號“歸愚”，一時被傳為藝林盛事。
他70歲時，乾隆皇帝召其討論歷代詩源，他博古通今，對答如流，乾隆大為賞識，稱之為江南老名士；并對大臣們說：“我和沈德潛的友誼，是從詩開始的，也以詩終。”后乾隆又為他的《歸愚詩文鈔》寫了序言，并賜“御制詩”幾十首與他。在詩中將他比作李（白）、杜（甫）、高（啟）、王（士禎）。
沈德潛77歲辭官歸里，屋居木瀆山塘街，著書作述，并任蘇州紫陽書院主講，以詩文啟迪后生，頗得贊譽。后獲特許，在蘇州建生祠，祠址在滄浪亭北的可園西側。
乾隆三十四年（1769），沈德潛去世，終年97歲。追封太子太師，賜謚文愨，入賢良祠祭祀。乾隆還為其寫了挽詩，以錢（陳群）沈二人并稱“東南二老”，極一時之榮化為泡影
乾隆四十三年（1778），江蘇東臺縣發生徐述夔詩案。已故舉人徐述夔所著《一柱樓集》詩詞被認為悖逆朝廷，引起一場文字獄，沈德潛因生前在書中為徐寫傳而受株連。乾隆大怒之下，親筆降旨追奪沈德潛階銜、罷祠、削封、仆碑，沈氏所有榮華頃刻之間化為泡影。
沈德潛年輕時曾受業于葉燮，他的詩論在一定程度上受葉燮的影響，但不能繼承葉燮理論中的積極因素。他論詩的宗旨，主要見于所著《說詩晬語》和他所編的《古詩源》、《唐詩別裁集》、《明詩別裁集》、《國朝詩別裁集》（后名《清詩別裁集》）等書的序和凡例。沈德潛強調詩為封建政治服務，《說詩晬語》開頭就說：“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同時提倡“溫柔敦厚，斯為極則”（《說詩晬語》卷上），鼓吹儒家傳統“詩教”。
在藝術風格上，他講究“格調”，所以他的詩論一般稱為“格調說”。所謂“格調”，本意是指詩歌的格律、聲調，同時也指由此表現出的高華雄壯、富于變化的美感。其說本于明代七子，故沈氏于明詩推崇七子而排斥公安、竟陵，論詩歌體格則宗唐而黜宋。他的所謂“格”，是“不能竟越三唐之格”（《說詩晬語》卷上），“詩至有唐，菁華極盛，體制大備”，而“宋元流于卑靡”（《唐詩別裁集·凡例》）實質上與明代前、后七子一樣主張揚唐而抑宋。所謂“調”，即強調音律的重要性，他說：“詩以聲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揚抗墜之間。讀者靜氣按節，密詠恬吟，覺前人聲中難寫、響外別傳之妙，一齊俱出。朱子云：‘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真得讀詩趣味。”
但沈氏詩論的意義和明七子之說實際是不同的。因為他論詩有一個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要求有益于統治秩序、合于“溫柔敦厚”的“詩教”。其《說詩晬語》第一節就說：“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這首先是從有益于封建政治來確定詩的價值。他也講“其言有物”和“原本性情”，卻提出必須是“關乎人倫日用及古今成敗興壞之故者，方為可存”，如果“動作溫柔鄉語”，則“最足害人心術，一概不存”（見《國朝詩別裁集·凡例》）。
所以，按“詩教”的標準衡量，唐詩已經不行了。在宗唐和講求格調的同時，還須“仰溯風雅，詩道始尊”（《說詩晬語》）。因而沈氏的論調，和桐城派古文家雖推重唐宋八家之文，同時卻認為他們的思想仍不夠純正，還須追溯到儒家經典的態度非常相似。在詩歌的風格上，沈德潛把“溫柔敦厚”的原則和“蘊藉”的藝術表現混為一談，主張中正平和、委婉含蓄而反對發露。又說：“樂府之妙，全在繁音促節，其來于于，其去徐徐，往往于回翔屈折處感人，是即依永和聲之遺意也。”（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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