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對于民間修譜的態度曾發生一次重大轉變，即乾隆朝譜禁，此乃譜牒編修史上一大事。

   原本，清朝統治者為弘揚宗族倫理和穩定社會秩序，對民間修譜的態度是鼓勵和支持的。但是乾隆朝卻一改以往的態度，對民間譜牒的內容、格式大肆干預，而導致此事發生的導火索，主要包括我們熟知的文字獄、以及滿漢黨爭等問題，這些使得乾隆皇帝對族譜格外關注。

   全國范圍內的譜禁正式開始于乾隆二十九年。江西巡撫輔德發現該省存在同姓不同宗的家族合族建祠的問題，而且民間纂修的家譜隨意攀附，十分荒謬，于是他奏請查禁祠宇流弊。乾隆帝予之高度重視，在上諭中要求各地督撫留心稽查，著手整頓。此后，乾隆朝的譜禁政策至少有三個特征：一是嚴禁的范圍由一省推廣至全國；二是嚴禁的內容是對譜系中僭越現象進行規范；三是嚴禁的對象是全國各地宗族普遍的修譜活動。

   乾隆中后期，譜禁力度逐漸加大，譜禁內容不斷擴充且具體化，尤其是在四庫全書纂修前后。清廷借修書的機會，徹底清查全國書籍，在此期間遭到禁毀的書籍無數，全國各地的譜牒和方志等也難逃厄運。這期間由于犯禁而招致嚴厲罪責者并不少見，比如乾隆三十年福建胡學成兄弟刊修家譜案。乾隆朝采用政治力量干預民間修譜的譜禁行為，歸根到底，還是出于維護封建宗法制度進而強化自身統治的需要。

   具體來看，譜禁政策的執行力度各地存在差異。有的宗族因此家破人亡，譜毀無存；有的宗族在地方官府的支持下核查重修，適當變通。后者較為普遍。當然，這也和各宗族的應對態度有關。在譜禁政策嚴格執行的情況下，宗族若主動配合審查，積極重修，或許能逃過一劫，息事寧人。比如，徽州張氏、鄧氏幾個重視宗法和修譜的大宗，靈活地予以回應，重修族譜。

   最后，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譜禁政策看似嚴格，但也非百害無一利。編纂族譜本就應以實事求是、客觀真實為核心。但是在實際的族譜發展過程中，卻逐漸出現攀附等陋習。乾隆朝的譜禁政策使民間譜牒存在的這些問題有所修正，對提高譜牒質量有一定的意義。該政策的實行影響了族譜編修體例，一定程度上對民間修譜起到了規范作用。比如，在追溯祖先時，各地宗族不能再妄自援引，多以五世祖或始遷祖作為家族祖先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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