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元炳與張謇的深厚友誼

       沙元炳與張謇的出身不同，一個出自書香門第，一個起自田舍小戶。但兩個人經過各自的不懈努力，沿著科舉的臺階不斷攀登，同時金榜題名，一個進士及第，一個大魁天下。他們都進入了當時知識分子夢寐以求的翰林院，一個被授修撰，一個受任編修。光緒二十四年（1898），他們一起辭別朝堂，開始了共同合作的創業之路。

       沙元炳（1864-1927），字健庵，別號囗（此字為“石十為 ”） 髯，江蘇如皋人。父親沙寶臣（字瀛仙），母親孫濂貞，博學多才，教子甚嚴。沙元炳自幼好學，手不釋卷。光緒七年（1881)院試錄為附生，光緒十七年（1891）鄉試中舉。沙元炳與張謇相識，是“執徐之歲，邂逅京師”。“ 執徐之歲”即為辰年，亦即光緒十八年（1892），他們都參加了這一年的會試，于是“邂逅京師”，結果沙元炳中式貢士，而張謇名落孫山“乃棄其試具”。 光緒二十年（1894），兩人“再就公車，遂同庭試”，經殿試，沙元炳擇為庶吉士，而張謇則成了狀元，例授翰林院修撰。七月八日，沙元炳返鄉；而張謇這個六品京官則卷入了帝后黨爭，直到九月十七日父喪丁憂南返回鄉。這以后，兩人過從甚密，時有書信往來，也利用一切機會相見。光緒二十三年（1897）正月，張謇往東臺時往返途徑如皋，就曾兩次拜訪沙元炳，沙元炳專門設宴招待。他們也曾討論過“通、海、如、泰合練樂舞事”，張謇還為沙元炳的父母七十壽辰寫了壽序和壽屏。

       光緒二十四年（1898）閏三月，已經投入實業的張謇進京向翰林院去銷拖了很久的丁憂假，與沙元炳京師相遇，一起住進會典館，一起參加了保和殿散館試。之后，他們目睹了自己的恩師、帝黨首領和戊戌變法樞紐的相國翁同龢被開缺回籍以后，“憂心京京，朝局至是將大變，外患亦將日亟矣”，痛失信心。沙元炳“以二親年高，謁告歸養”，六月三日，他與張謇一起離京南返。張謇自嘲說：“讀書卅年，在官半日，身世如此，可笑人也！”，沙元炳回家后名其書齋曰“志頤”，決心“讀書養志，以終其身”。此次兩人棄官回鄉，大有“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豪氣，從此一心一意致力于興辦實業和教育，造福桑梓。沙元炳為發展通州及如皋的教育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與張謇一起興辦學校，改革教育，實施教育救國，“啟迪民智，御侮圖強，洗雪國恥，振我華夏”。

       作為張謇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沙元炳積極支持張謇“舍身喂虎”，創辦實業的壯舉。他除了投資張謇的一些實業外，還直接與張謇合作創辦實業，甚至主持實業的經營活動。沙元炳與張謇一起創辦了大達內河輪船公司。創辦大達內河輪船公司的動議，最早發軔于光緒二十六年（1900）。當時大生紗廠已經建成，其他企業亦相繼興辦。“民船轉運遲而偷漏多，難濟廠需，故議購小輪拖運”。是年正月，張謇結識了在上海開辦永安輪船公司的浙江人朱葆三，議租他的“濟安”小輪，為突出大生紗廠標識，改名為“大生”。因租價低廉，又允許搭客。朱葆三見有利可圖，于是提出通滬合股經營，通股一萬二千元，滬股二萬元，定由朱葆三負責經營管理，從此“大生”輪開航于通州、海門、常熟、上海等地。但是，通滬合作之初糾紛即起，而兩年后通州股東既沒看到一張股票，也沒見到任何賬目。光緒二十八年（1902）四月十六日張謇日記記有“敘小輪事”，很可能便是計議自辦的開始。次年五月，張謇與沙元炳于唐家閘北川橋“議商股本，創設大達內河小輪公司”，重新集股二萬六千元，改訂章程，實際接手續辦，從此與朱葆三無涉。初創時定名為“通州大達小輪公司”，后改稱“大達內河輪船公司”，原計劃集資本40萬兩，但實收不足12萬兩，其中大生紗廠投資18500萬兩。公司由張謇任總理，首任經理顧莼溪，僅數月病故，即由沙元炳任經理。在開辟內河航線過程中，公司曾受到鹽運使和鹽商的百般阻撓。公司特別與受鹽官、鹽商控制的木船運輸業的利益直接沖突。木船運輸商深恐小輪代替了木船，影響其特殊權利，便以河道狹窄，小輪要碰撞木船；掀起水浪會沖坍河岸，阻塞運河；小輪煙囪的火星會引起草船火災；輪上爐灰將污染飲水等種種理由，先后通過鹽運使和常鎮道進行反對。張謇曾憤慨地說，他們把“水火、盜賊、瘟疫世間一切大患，悉歸獄于小輪，多方阻抑”。經據理力爭，幾經周折，后來終于得到了兩江總督的支持。這時公司擁有“達淮”、“達湖”、“達江”、“達河”、“達海”、“達泰” 6艘小輪。到光緒三十年（1904），航行于通州、如皋、泰州、揚州；東路有通州、金沙、余東、余西、呂四。公司以后續有發展，全盛時期曾有小輪20艘、拖輪14艘，開辟航線10條，沿途56個碼頭。

       沙元炳又與張謇一起創辦了廣生油廠。光緒二十七年（1901），盛宣懷的華盛紗廠準備與外商在通州、海門分別合辦軋花、榨油廠。南洋大臣魏光燾認為有違成約，遂令盛宣懷不得與洋商合辦，要求他將榨油機器并設于大生紗廠。次年三月二十一日，沙元炳抵達大生紗廠與張謇商議創辦油廠事宜。經華盛與大生協商，所購榨油機器價1萬兩，由雙方各認一半，在唐家閘籌建廣生油廠；初步測算，共需資本5萬兩，除雙方各認5000兩外，需另招新股，此事由沙元炳“幫同招集料理”；并決定“其管理重要廠事之人”，“由通廠與沙（元炳）編修商酌分派”。沙元炳開始了負責廣生油廠的集股籌建的工作。后在招股基礎上又由大生紗廠投資，于光緒二十九年（1903）建成開車。廣生油廠由沙元炳任總理，張詧、張謇任協理。光緒三十一年（1905）華盛將股權全部讓給大生，大生共投資5萬兩。廣生油廠以大生紗廠軋花下來的棉籽為原料，產品主要是棉油和棉餅。由于棉油生產有很強的季節性，生產規模過小，容易造成虧損，于是又在原廠東邊另建了東廠，并增購了機器設備。到宣統元年（1909），第一次股東會議決定繼續增加資本，籌辦新機，其時股本達到21.3萬兩。以后又陸續增資，到1914年，資本已達30萬兩以上。1921年以后，因資金周轉不靈，兩度由金融界維持，最后由上海銀行單獨放款，監理賬目。

       沙元炳還和張謇等人一起投入了收回與自辦蘇省鐵路的運動。“自中日戰后，外人窺伺中國益亟，侵略之策，以攬辦鐵路為先”，這不能不使中國人民感到怵目驚心，而剛剛萌生的民族資產階級為了爭奪國內市場，尤感憂慮。其中“滬寧筑路，倡于盛宣懷，……方從事淞滬工作，而英聲請承辦，宣懷與訂草約。二十九年，正約成，借英金三百二十五萬鎊，五十年為期”，“而糜費之巨尤為各路所無”，“五十年后萬無收回之望。為中國自削其主權，則為外人益固其基礎”。光緒三十年（1904）英國開始建造，引起了當地人民的極大憤慨，紛紛表示抗議。次年秋，形成了斗爭的高潮。九、十月間，張謇偕王清穆、沙元炳等向商部呈文和聯電兩江總督周馥“言滬寧路事”，痛陳路權喪失的危害，反對盛宣懷將鐵路主權出賣給英國銀公司（即中英公司），表示“欲責成收回，亦必自逐款鉤勒始”，綜核路政，以清積弊，“擬公推監督二人，實行逐款鉤勒之法”。張謇還主張蘇人自籌路基地價25萬鎊，以減少借款和多少收回一些主權（地權），希望早日將路權贖回。在張謇等人致商部頭等顧問官黃慎之的電函中，告訴他“津鎮鐵路蘇省轄境，擬地方籌款自辦”，并請他明示“滬寧鐵路是否官款收贖，抑俟核減后仍由地方籌款”，“蘇省路政緊要，應如何保護地方主權之處”。在這場由張謇領銜的斗爭中，沙元炳堅決地站在張謇一邊與之并肩作戰。

       沙元炳十分贊賞和積極支持張謇創辦的文化事業。民國元年（1912），張謇道故齋上下六間，燕息亭三間，庶務室、門房、廚房、廁所等十三間，共六十七間”，“書櫥二百架，圖書十三萬千百卷，他人贈者五萬卷弱”。圖書館建成后，沙元炳擔任了館長。張謇創辦伶工學社，延請梅蘭芳、歐陽予倩為南通培養戲劇人才，沙元炳非常支持，他在《梅歐閣詩錄序》中說的“梅歐二生，伶之極工者也。嗇庵既建伶學于南通，延歐陽主之，并招梅生歌，各盡其藝。廣場既開，萬掌競拊，贊不盡辭，多寓于詩”，極具贊賞之情。

       沙元炳與張謇的友誼至深至厚，他們經常相聚，并有許多詩詞唱和。沙元炳的醫術十分高明，堪稱一代名醫，而張謇每請必到。例如，從1920年年初開始，刺繡藝術家沈壽病情惡化，直到五月三日逝世，張謇日記中有很多關于沙元炳應張謇之邀為沈壽診治的記載。而在張謇臨終前，沙元炳也為挽救這位終生知已盡了自己的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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