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新青年》時期的胡適，魯迅持肯定[胡適讀書] 胡適讀書態度。他說：“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并坦言“我佩服陳胡。”

  他們一起討論問題，商定稿件，又書信往來，互借圖書資料，關系頗為親密。魯迅在《無聲的中國》、《怎么寫》等雜文中，稱胡適是文學革新的最先“嘗試”者，胡適的日記“一定該好得多”。讀了胡適關于白話文的論著后，魯迅贊其“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為這種歷史的提示，勝于許多空理論”。（1922年8月21日致胡適信）但后來因為胡適主張青年學生埋頭讀書，少參與政治，加之與新月派文人陳源、梁實秋等的爭執，以及胡適宣揚“好政府”主義，又受到遜位的皇帝溥儀、國民政府首腦蔣介石的“垂詢”，魯迅遂與胡適分道揚鑣。

  從1920年代中后期到1930年代中期，魯迅對胡適成見日深，寫了不少諷刺、批評胡的文章。左翼革命文學家魯迅與右翼文化泰斗胡適，勢不兩立、水火不容。魯迅對胡適由褒而貶，由揚而抑，由贊譽而至諷刺、排斥，連原先捧作“警辟之至”的《白話文學史》，后來都指為“也不見得好”了。

  在《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中，胡適總結五四白話文學的成績，稱“成績最大的卻是一位托名‘魯迅’的。他的短篇小說，從四年前的《狂人日記》到最近的《阿Q正傳》，雖然不多，差不多沒有不好的”。1922年時的胡適對魯迅推崇備至，幾乎把短篇小說的創作成績歸于魯迅。對于包括魯迅在內的左翼作家的抨擊以至謾罵，胡適非常大度，以“老僧不見不聞”的淡定，不氣，不急，不理會。迄今為止未見胡適回罵魯迅的文字。當魯迅遭到無端謾罵、人身攻擊時，胡適卻為魯迅辯誣、主持公道。

  1936年11月，蘇雪林致信蔡元培、胡適，對魯迅大肆攻擊。她說魯迅“心理完全病態”，“人格卑污”，“簡直連起碼的‘人’的資格還夠不著”。胡適于是年12月14日復信，告誡蘇雪林“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批評她用“衣冠敗類”、“奸惡小人”等字句“尤不成話”，“是舊文字的惡腔調，我們應該深戒”。胡適還告訴她，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抄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溫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胡適在信中又提出如何正確評價人物的問題：“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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