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慎己，本名胡陳杰。

  1930年7月底，胡陳杰改名胡慎己，跟隨中央指定的向導，由上海溯江而上輾轉到武漢，最后化裝成漁翁，坐著小舟，進入洪湖蘇區。

  這里從秋收起義后，一直堅持了游擊戰爭。1928年，在周逸群、段德昌領導下，統一了游擊隊，1929年開辟了洪湖革命根據地。不久前，賀龍等領導的湘鄂邊紅四軍和洪湖紅四軍勝利會師，兩軍合編為紅二軍團，賀龍任總指揮，周逸群任政委。湘鄂西地區的革命運動在周逸群和賀龍的領導下，已經進入了大發展時期。

  胡慎己一看蘇區紅火的局面，心里異常興奮，再也不用像在國軍中那樣違心應付、提心吊膽了，可以放開手腳大干一番革命了。

  周逸群、賀龍當然歡迎他的到來，正在監利縣北吳墩創辦湘鄂西紅軍洪湖軍事政治學校，校長政委周逸群兼，教育長胡慎己主持軍校工作，政治部主任傅光夏。在軍校，胡慎己認真研究軍事理論和教學知識，帶頭示范操練，軍校辦得虎虎有生。

  這時，第二次“左”傾錯誤統治的中央，硬要紅二軍團南下，配合一、三軍團攻打長沙。賀龍率紅二軍團渡江南征以后，蔣介石乘虛而入，調動五個師七個旅的兵力，向洪湖蘇區發動了“圍剿”。此時，洪湖蘇區“所留之槍，好壞加在一起僅有80余支”，形勢極為嚴重。周逸群集中各地武裝(共300人上下)，發動蘇區人民，開展英勇的反“圍剿”斗爭。胡慎己充分利用黃埔軍校學到的知識和北伐戰爭中得到的實踐經驗，帶領軍校師生，利用水網、湖泊、堤岸、葦林等有利地形，巧妙地開展游擊戰爭，經常阻擊、騷擾、消耗敵人。浴血奮戰中，他們“以葦林為房，以船板為床，以菱角為糧”，堅持斗爭。

洪湖興起赤衛隊 軍民團結反“圍剿”

粉碎第一次“圍剿”

  在此緊急情況下， 1930年12月，段德昌率部分傷病員和槍支從前方返回洪湖蘇區。不久，在松滋楊林市戰斗中與主力失掉聯系的紅17師51團2個營600余人、49團2營300余人、48團和紅4師12團各一部陸續回到洪湖蘇區。周逸群為首的湘鄂西特委湘鄂西蘇維埃聯縣政府立即將回來的部隊在石首縣城整編為紅軍新6軍，軍長段德昌，政委周逸群兼，參謀長胡慎己，轄12、48、51團和特務營。

  為配合江左軍反“圍剿”斗爭，段德昌胡慎己率領新6軍于1月上旬在鰱魚須殲敵新編11師1個營，繼又在華容附近殲敵2個連；江右軍8大隊緊密配合，在板橋、話崗嶺等地予敵重創。華容守敵棄城東逃。1月16日，新6軍再次收復華容城。這些戰斗中，紅軍繳獲大批武器彈藥，充實了部隊及地方武裝。接著，新6軍北渡長江，在江陵地區殲滅進占胡家場之敵142旅一部。但敵已占江北蘇區主要地區。2月1日，監利堤頭和汪家橋之敵乘新6軍進攻胡家場之機，向石首江北馮家潭、小河口進犯，瘋狂破壞蘇區兵工廠、醫院、民房。新6軍聞訊后立即由江陵回師反擊，在拖茅鋪附近殲敵48師補充2團數百人，繳獲迫擊炮2門、重機槍2挺、步槍100余支，恢復了石首北區。但紅軍傷亡較大，48團團長桂倫、政委譚抗均犧牲。

粉碎第二次“圍剿”

  1931年3月1日，敵人向江南地區發起進攻，開始第二期“圍剿”。敵142旅全部、143旅一部兵分兩路，分別從公安、陡湖堤經高何廠、橫堤市向石首重鎮藕池進攻，當日下午占領藕池，并向石首城進犯；同時敵新編11師主力自安鄉經梅田湖向高基廟進攻，11師和新編11師各一部由南縣進攻華容。

  紅軍江右軍積極阻擊向石首、華容進攻之敵。新6軍集中打擊向高基廟進攻之敵中路新編11師，3月6日在梅田湖殲其一部，擊退該路敵軍。但藕池之敵142旅1個團乘兵力空虛，6日又攻占石首縣城。7日拂曉，段德昌、胡慎己、段玉林指揮新6軍、江右軍和群眾武裝萬余人反攻石首縣城，但因敵人火力猛烈，未能攻克。13日，新6軍、江右軍集中數千人，再次反擊石首縣城，激戰6小時，仍未攻克。這時段德昌胡慎己率領新6軍渡江，乘敵主力集中江南之機，反擊監利、沔陽、潛江等地敵人，肅清反動勢力。

  段德昌胡慎己率領新6軍進入監利后，即與江左軍4大隊會合。隨后，新6軍在江北地區積極打擊敵人，恢復根據地，先后收復瞿家灣、柳家集、府場等地；4次攻克朱河鎮，殲敵新編2旅2團大部；2次攻克峰口，殲敵1個營。至4月初，洪湖根據地已經大部恢復。于是，湘鄂西特委和聯縣政府及后方機關遷駐監利瞿家灣及其附近地區。新6軍稍事休整后，移師向洪湖西北發展，先后收復了監利周老嘴、新溝嘴等地

  4月中旬，湘鄂西中央分局決定，對蘇區武裝進行整編，以新6軍縮編為紅3軍9師，師長段德昌、政委陳培蔭，參謀長胡慎己，政治部主任劉鳴先，轄26團由洪湖獨立團改編，團長陳華山、政委邱鴻禧；以蘇區地方游擊武裝近500人組成1個教導團。

  改編以后，部隊隨即向敵發起進攻。4月19日，紅9師襲擊老新口，全殲敵新編3旅2個營，24日擊潰該旅1、3團反撲，乘勝收復龍灣、熊口等地，俘繳人槍500余。警衛1團在沔陽游擊隊配合下，肅清府場、峰口一帶殘敵，收復漢河口、大豐口等地，繼又向東發展，一度占領寶塔洲。

  5月，蔣介石和桂系軍閥之間矛盾又趨尖銳，徐源泉部48師等相繼撤離鄂西，調集長沙。紅9師乘機向江陵地區之敵進攻，6月初在三宮殿、沙崗、普濟觀、郝穴、汪家橋等地連續獲勝，共殲敵2000余人，繳槍1000余支。至此，江北根據地除監利、沔陽、潛江等縣城外，已經全部恢復。

  敵人對洪湖蘇區的一、二次“圍剿”終以失敗結束。

粉碎第三次“圍剿” 紅3軍返回洪湖

  為減輕蘇區困難和打破敵人圍困，中央分局8月2日作出了《關于九師最近行動的決議》，規定“九師目前唯一任務，就是在鞏固和擴大蘇區的原則下，在保證紅軍基本實力的條件下，圖軍事上的發展”，決定以紅9師主力向襄北出擊，以發展潛江、天門地區游擊戰爭；同時考慮到紅9師向北行動時，有可能與紅3軍主力取得聯系，便派萬濤隨紅9師一同行動，如與紅3軍取得聯系，即由萬濤接替鄧中夏任紅3軍政委，轉變紅3軍政治路線。另留紅9師25團在蘇區，應付突然情況。

  8月13日，紅9師主力（實際為師直屬連和26團）由熊口向襄北出擊，途中首殲周家磯、黃家場一線敵軍，后于17日攻克荊門沙洋，殲敵新編3旅旅部及其2團全部共2000余人，斃敵旅長徐德佐，繳獲甚多。沙洋戰斗后，以繳獲武器組成紅9師27團（實有3個連，約400人）。

  由于湘鄂西黨和人民一致努力，采取了一系列救災措施，特別是紅9師連續出擊得勝，因而部分解決了根據地困難，為蘇區人民最后戰勝水災、堅持對敵斗爭，創造了有利條件。

  1931年8月中旬，紅9師攻克沙洋以后，從繳獲的遠安縣長告急文書中，得知紅3軍在南漳地區活動。為迎接紅3軍主力返洪湖蘇區，萬濤決定暫緩東渡，改向荊門發展，以聯系紅3軍。但部隊進至荊門時，未能得到紅3軍消息，遂又北上至仙居后東渡襄河，進入襄棗宜蘇區，在鐘北區與紅26師會合。會合后，兩師協同作戰殲滅了鐘北數股反動武裝，予敵很大打擊。在紅9師幫助下，紅26師建立健全了政治工作制度和各級政治機關。

  紅9師得悉紅3軍主力到達荊門地區，立即取捷徑西渡襄河，9月28日與紅3軍主力在劉猴集會師。此時，紅3軍實力為3個師7個主力團：紅7師，師長孫德清兼，政委朱勉之，參謀長胡慎己，政治部主任孫子儔，轄特務營和19、20團，每團轄5個連，原21團在轉戰途中兵力受損，6月撤銷番號；師部特務營轄手槍連、步兵連、機槍連（重機槍3挺、迫擊炮3門）。紅8師轄特務營和22、23團，22團轄10個連，23團轄9個連，原24團因在保康馬良坪戰斗中被敵截斷，6月撤銷番號；師部特務營轄手槍連、步兵連、機槍連（重機槍2挺、迫擊炮2門）。紅9師轄手槍連、騎兵連、機炮連和25團（約有槍1100支）、26團（轄13個連）、27團（轄3個連）。軍直轄手槍隊、經理部監護大隊、政治部政治保衛隊1個分隊。軍部教導團約有槍千支，留在房縣游擊。以紅7、8師進攻岳口。

  1932年1月19日 與此同時，賀龍、孫德清，胡慎己指揮紅7師，在漢川、漢陽兩縣游擊隊配合下，采取濕被子戰法，襲擊了漢陽黃陵磯和侏儒山，殲滅武漢要塞司令錢大鈞部1個營，逼近武漢。

  面對敵人強大攻勢，洪湖蘇區僅有漢川獨立團堅持戰斗，情況非常緊急。湘鄂西省軍委急調紅7師由漢陽西移迎敵，紅9師由襄北沿漢（口）宜（昌）公路向西抄襲獨37旅右側后，打擊張截港至多寶灣一線之敵。待紅7師趕抵峰口時，敵34師已經被獨立團擊退。2月4日，紅9師27團乘雪夜襲擊張截港，殲敵新編3旅1個營，連夜又襲人潛江城，殘敵退守策口，紅軍占領黑流渡。

  此時，根據湘鄂西省委指示，紅3軍教導團從紅25師調出，由鄂西北房縣出發，經洋坪、東鞏回到了洪湖蘇區，改編為鄂西北獨立團。隨后，湘鄂西省委決定，以鄂西北獨立團、紅7師21團（1931年10月由原紅8師22、23團合編而成），重建新的紅8師，全師共3900余人，師長段玉林、政委柳直荀、參謀長胡慎己、政治部主任戴君實，轄22團（由鄂西北獨立團改編）、23團（由紅7師21團改稱），隨即投入包圍策口戰斗。

  敵為解策口之圍，從岳口和沙洋兩個方向出動援軍。12日，紅8、9師乘沙洋援敵未到之時，在竹根灘擊潰岳口援敵獨37旅2個營，策口守敵被迫投降。沙洋出動之敵48師3個多團，14日晨向張截港方向進攻，紅9師與敵激戰后，主動撤往灰埠頭附近。張截港、黑流渡一線之敵在紅軍軍事壓力下，相繼退去。

  瓦廟集戰斗，1932年3月21日開始的瓦廟集戰斗，國民黨軍第四十一、四十四、四十八師共出動14個團2萬余人，向蘇區大舉進攻。紅三軍主力則遵照省軍委的作戰部署，準備在漢川境內迎擊敵人。但是紅七師尚未到達集中地點，便與敵在瓦廟集遭遇。在這種情況下，夏曦要紅八、九師立即前往增援，“御敵于國門之外”。這樣，瓦廟集戰斗就打響了。時任紅八師參謀長的胡慎己和紅八師政治部主任戴君實等一開始就堅決反對這種打陣地戰，與敵人拼消耗的打法，認為還是應該把敵人放進蘇區打游擊戰。但這些正確意見遭到嚴厲批評。在七天七夜的血戰中，胡慎己率領紅八師堅守陣地，打退了敵人一次又一次的進攻。

  一天下午，胡慎己去視察一個前沿陣地，發現在這個山頭上只剩下六七個人了，而敵人又發動了進攻。他急中生智，叫戰士們把受傷的和犧牲的同志的帽子收集起來，擺在陣地上。自己帶領戰士們這邊打一陣，那邊打一陣，使敵人摸不清虛實，不敢貿然上山。待夜幕降臨后，即帶領這部分戰士安全轉移。事后大家稱贊這種打法叫“新式草船借箭”。但是，由于夏曦指導思想的錯誤，在整個瓦廟集戰斗中，紅三軍僅消滅敵人一個營，擊落敵機一架，而自己則傷亡1000多人。

  瓦廟集戰斗后，夏曦不但沒有從自己的指揮上進行必要的總結和檢查，反而將失利的原因歸之于紅三軍中所謂的“反革命的活動”。接著，便發布了《關于改造紅三軍的訓令》。訓令說：“中央蘇區的富田事變和紅四軍（指紅四方面軍）肅反的教訓，很嚴重的教訓了我們，各種反革命的派別，如改組派、AB團、第三黨、取消派、托洛茨基派、羅章龍派，他們總是想打入紅軍和破壞紅軍”,“因此，就不能說紅三軍中沒有反革命的活動，我們大家必須估計到反革命分子在部隊中的搗亂”。這就是說，要借“肅反”之名，來打擊那些敢于對夏曦的瞎指揮提出不同意見（即所謂“搗亂”）的同志了。個性爽直、愛提意見的胡慎己，理所當然地成了“肅反”的首要對象之一，事實也正是這樣。

  湘鄂西地區“各種反革命組織”的線索，起初在襄北被發現。1932年5月，紅軍在襄北捉到一個名叫張錫侯的國民黨軍官，此人偽供出自己是“統一國民黨”成員，與我“天漢縣軍事部長楊國茂勾結，密謀于5月18日，在紅軍和游擊隊中發動暴亂”。保衛機關不作任何調查，十分輕率地相信張錫侯的供述，在毫無確鑿根據的情況下，夏曦等人據此將楊國茂逮捕，進行逼供、誘供，步步株連，“反革命”像滾雪球似的越來越多，幾乎遍及湘鄂西各根據地。各級保衛機關不斷在地方上和紅軍中一批一批逮捕各級干部、一些紅軍戰士和人民群眾，輕率地給他們戴上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帽子。而且自從發現“反革命組織”在各地“線索”后，“肅反”便成為湘鄂西黨組織最緊迫、最突出的任務。在紅3軍中，甚至進行戰斗時，也得奉命展開“火線肅反”，從戰場上將一些指戰員逮捕起來。為了加強這種錯誤斗爭，省政治保衛局也換上“左”傾分子認為能夠堅決執行其“肅反”路線的負責人。

  正當胡慎己為革命浴血奮戰的時候，不料禍從天降，他被從前線召回，夏曦胡說什么胡慎己是“改組派”的負責人，是“第三黨”，是鄧演達派來的，以“改組派”的罪名被逮捕了。光明磊落的、對革命忠心耿耿的胡陳杰感到蒙受了莫大侮辱，義憤難平。他據理力爭，說夏曦借“肅反”之名，行“派別斗爭”之實，是對黨的破壞，對紅軍的破壞，對蘇區的破壞。如果真有這么多“反革命”，蘇區何以發展到今日的規模?他最后誠懇地說：“你還是冷靜想想吧!”然而，夏曦惱羞成怒。

  繼大規模的逮捕之后，便是大規模的處決。被逮捕的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一般是很難幸免的。因為那時關于處決“反革命”有明確規定，一是紅軍營以上的“反革命”都要處決，并且一律不允許自首（即不允許坦白從寬），二是要“按照階級的懲罰原則”，即大搞唯成分論。胡慎己既是高級干部，又出身于封建大地主家庭，當然是“在劫難逃”的。

  1932年5月，胡慎己被誣陷殺害于洪湖瞿家灣青龍廟，年僅29歲，同地被誣殺的還有萬濤，孫德清，潘家辰，楊國茂等一大批黨政軍干部，其后，段德昌，柳直荀，傅光夏，陳培蔭，劉鳴先，朱勉之，孫子儔，段玉林，戴君實，陳華山，邱鴻禧等也被誣殺了。

  1949年后，經黨中央核查批準，為胡慎己平反昭雪，追認為烈士。

家譜國際聯系人微信：478830465

聲明：轉載請注明來源家譜國際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