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的詩詞與酒

       汪曾祺先生的文章寫得好，其詩詞字畫也十分了得。不愧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他卻自謙地說：“我作畫只是自己瞎抹，無師法。”他的作品卻深得黃永玉、吳冠中的賞識，李政道家的客廳里就掛著汪老的一幅秋海棠。汪老兒女們在《老頭兒汪曾祺》里說：“父親送人字畫非常大方，真是來者不拒，有時還主動問人家：‘你有沒有我的字畫？’，畫得好的、比較得意的全都送人了”。雖說汪老自謙是“業余”畫家，但字是下過工夫的，臨過數種碑帖。兒時去文游臺玩，還忘不了用薄紙蒙在《秦郵帖》石刻上，用鉛筆在紙上來回磨蹭，把字帖拓下來的字帶回家臨摹。詩詞于他雖說是偶為一作，欣然所至，隨意而成，然他的詩既嚴守格律，又淡雅爽朗，通俗易懂。汪曾祺說自己的寫作態度，只是“給人間送一點小小的溫暖”，而他的畫，“更是遣興而已。所畫多是'芳春'---對生活的喜悅”。但其實他的文字是頗有功底的，畫也多有趣味，雖是平?；B，卻時時給人一種閑適蓬勃之感。

       汪老送字畫與人，也不完全隨意，是有選擇性的。金先生說有次在北京汪老的家里，有人敲門，金先生就去開門，只見有一人立在門口問汪老在家嗎？汪老聞聲問是誰并要其進門，那人原來是琉璃廠某畫店的老板，想買汪老的字畫，汪老說我的畫不賣錢，也不以賣字畫為生，我的字畫都送人了。你要買字畫我可介紹你去找趙樸初、吳冠中他們，對方回答他們的價位太高。汪老又問為什么要我的字畫?畫店老板回答說一個客戶點名要您的字畫。汪老說我從來不賣字畫。說完就婉轉地下了“逐客令”。

      汪老嗜酒如命，他床肚下有許多空酒瓶，金先生問為什么不撂掉，汪老回答懶得撂。老伴施松卿說他常一邊寫字看書，一邊拿著酒瓶喝一口，當喝到微醉狀態時寫字作畫最為傳神，佳作常出于此時。汪曾祺喝酒很雜，也不考就，家里的好酒常舍不得喝，一般情況下也就是北京二鍋頭。有一次他打電話給著名作家鄧友梅，邀其到家里喝酒，并拿著菜籃子出去買菜了。鄧友梅到他家靜候多時也不見他回來，哪知他竟把這件事給忘了，跑到小酒店點盤小菜自斟自飲起來，回到家說菜沒有了了事。一次汪老又拿著菜籃子出去買菜了，金先生想跟著他出去，順便了解一下北京的菜場行情及市井生活，汪老執意阻攔他，說你到我書房看看字畫吧。過了一段時候他又空著籃子回來了，實際上他又是到小酒店獨自喝酒去了。汪老到小店喝酒，一是嗜好，二來也是他觀察市井，尋找生活素材最好方式之一。正因為如此，他才能寫出《安樂居》、《泡茶館》這樣繪炙人口的文章。《歲寒三友》中的如意樓，《撿爛紙的老頭》的烤肉劉，“綠楊飯店”從興盛到衰敗，汪曾祺筆下的酒館無一不與他嗜酒的經歷有關，不僅“酒樓”如此，“茶館”也同樣被賦予日常生活精神的指數。汪曾祺筆下的人都安于自然的生活，對生活沒有虛妄的期待，對現實也沒有太多的怨言，他們只是接受著生活的樣子，并享受著生活中存在的樂趣。汪曾祺以“歡悅的活著”作為自己人生的哲學，他的小說就是這種人生態度的文學表達。

       因他喜酒嗜酒，一家人都監督他，生怕他喝多。小孫女就是個“密探”，偶爾汪老跑到廚房拿著作料酒偷偷地喝上一口，被小孫女發現了，她馬上就叫起來“爺爺又偷酒喝了！”一次金先生從高郵捎去兩瓶醉蝦，汪老突然問金先生什么是最好的下酒菜，金先生回答說不知道，他說就是醉蝦，有它喝酒就足以了。又有一次金先生去北京給汪老帶去兩條紅塔山香煙，他說香煙你下次就不要帶了，云南煙廠的老總說我這一輩子的香煙他都包了，是白殼子的特供煙，定期送上門，象征性地收兩毛錢一包。

       老去世后，汪老的子女想找人寫碑文的字，找到當時北京書畫界權威林岫問誰寫最適合，回答說汪老在世很欣賞大康的字，如若大康愿意寫是最好的了，可大康的字在當時最高的已賣到一萬元一個字，汪老的女兒汪朝找到大康并說明來意，大康欣然答應，二話不說就寫了“高郵汪曾祺”五個蒼勁有力的楷書，錢分文不收。后來應汪家要求，補寫了“長樂施松卿”及“之墓”七個字，形成一個合葬墓碑文。事后汪家過意不去就給大康送去兩瓶好酒，大康依然不收，說他的酒喝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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