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02年周馥來到濟南開始，周家數代人在國學與實業雙重榮光中，寫就了一部以山東為主要場景的家族史。考察山東近現代文明變遷，這個家族居功至偉。

    周馥家族是一個大家族，言其大，體現于三點：其一，文理并重，中西匯通，是一個取得了顯赫成就的學術世家。其二，興辦洋務，經世致用，創建了龐大的民族工業體系。其三，薪火相傳，文脈相續，興旺百年而不衰，真正實現了中國人“家學淵源”“代有人出”的傳統理想。

1902年的山東巡撫周馥：濟南開埠第一人

    1902年，周馥來到濟南，擔任山東巡撫，周氏家族與山東的百年糾葛自此開始。

    周馥對濟南，乃至整個山東，貢獻深遠。在濟南，周馥繼續了前任袁世凱的新政，其中包括修整大運河和小清河的工程，來改善山東的基礎設施，使之可以與青島海港和膠濟鐵路抗衡。身處晚清亂世的周馥，在新與舊的轉換中書寫了一幕傳奇。初為李鴻章文牘，協其興辦洋務30余載，在北洋海軍、武備學堂、天津電報局及開平煤礦創辦過程中均有作為，是后期洋務運動實際上的操盤手，而且助開復旦公學(復旦大學前身)與安徽公學，有功于教育。剛到任沒幾個月，一場流行于8、9月份的霍亂被平息后，周馥做出決定，開始了山東最高行政長官的首次青島之行。他坐著小船，順小清河而下，到了羊角溝，然后到了煙臺，最終登陸青島。

    考察山東近代史，1902年的周馥青島之行應該濃墨重彩。雖然只是一次簡單的出訪，但由于當時青島的特殊地位，還是給這位洋務重臣帶來了諸多震撼。

    對他來說，溝通的壓力迫在眉睫，他不能容忍對幾百公里之外的一個迅速發展的德國占領區保持長久的無知。前往青島的目的，即試圖“親眼看一看當地的境況”。

    時任膠澳總督特魯泊聞后頗感意外，在致德海軍部國務秘書蒂爾皮茨的函中說，這是一個“幾乎無法令人相信的愿望”。由于顯而易見的原因，張汝梅、毓賢和袁世凱三位前任都不曾到膠澳租借地訪問。

    可想而知，特魯泊是如何熱情款待這位極具傳統根底且不乏世界眼光的人物的，不久之后還到濟南府做了回訪。

    回視1902年，在青島匯泉灣畔的總督臨時官邸，周馥向特魯泊闡明了維護中國居民尊嚴和華商利益的要求。木屋桁架上那個斜交十字形桁架引起了他的反感，他告訴德國人這是一個不吉符號，教給他們一些中國民俗常識。

    對于周馥來說，1902年的青島之行是不尋常的，很可能觸發了他對往年洋務生涯的反思。作為一省的主政者，如何適應近代化與城市化的歷史趨勢，的確不是一個小問題。1904年5月1日，也就是膠濟鐵路正式開通的前一個月，周馥和他的前任、時任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的袁世凱一起，聯名上奏朝廷，請求批準濟南、周村、濰縣三地自開商埠。

    按照周馥的見解，在德國管理的青島，中國居民的事務仍在其管轄范圍之內。周馥曾對特魯泊說：“即使青島已被租借給德國，它仍屬于山東地盤”。后來的事實證明，周馥的態度，在青島的中國居民和商人中間，有廣泛的支持。特魯泊1909年曾總結說，租借地中的中國居民把濟南當局視為自己的代表，并且與它進行密切合作。

    周家第四代、北大教授周一良追述道：“德國占領青島，山東巡撫和德國總督無任何來往。周馥到任后要求訪問青島，青島的德國牧師衛禮賢在所著《中國心靈》一書中說：‘他那真誠坦率和健康的幽默感立刻掃去了人們心中的疑云’”。

    一次出訪，改變了周馥的后半生。青島，最終成為周馥的“世外桃源”。

    1908年辭去兩廣總督職后，周馥萌發了長居青島頤養天年的心意，1912年舉家遷來島上居住。1912年9月孫中山來青，就是乘坐周馥所備敞篷四輪馬車開展活動的，此時周馥的身份是三江會館會長。

    1914年，德日青島之戰來臨前，由于對日本人的警惕和排斥，周馥舉家遷往天津。1921年8月21日謝世，享年84歲。

晚清：“北周”周學熙的貴族圈子與實業救國夢

    周學熙是周馥第四子，生于1866年。作為周家第二代代表人物，他繼承周馥經世之功，也實現了家族傳統的第一次轉型——不同于其父的官辦洋務，他成為新型實業家，與張謇齊名，素有“南張北周”之說。

    周學熙有多重歷史身份：其一，在奠定北方民族工業基礎方面厥功至偉，是開灤礦務局、中國實業銀行、啟新洋灰、華新紡織及耀華玻璃等多家民族企業的創辦人;其二，開創山東的大學教育史。1901年，他出任山東大學堂總辦，遂成山東大學創校校長;其三，他還是一個財閥，曾兩度出任袁世凱北洋政府財政總長;再者，他還是一位有影響的古籍與金石收藏大家。

    周學熙任山東大學堂校長時，按照當時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教育方針，整肅校風，訂立章程，編印《中學正宗》一書，內選“四書五經”，孔、孟、程、朱等人的著作，用來教學，以正“中學根本”。與傳統學校不同的是，山東大學堂在以“中學為體”的同時，還非常重視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周學熙主持編輯了《西學要領》，內容包括西洋各家史學、哲學名人的格言和聲、光、電、化的知識。這些做法在當時舊的教育體制中確實是開風氣之先的。

    周學熙在山東大學堂推行“新知識與舊道德”相互結合的教育方法，這種做法，在當時國家動蕩、風氣日下的環境下，確實是有其積極作用的。

    卸任北洋政府財政總長后，周學熙寓居青島。他是青島本埠民族實業的拓荒者。1914年即買下德人所辦德華繅絲廠，準備開辦華新企業在全國的第二家紗廠，后因日本侵占青島而延遲。重啟過程中，日本人為讓日資內外棉紗廠占得先機，百般阻擾，致使華新紗廠1919年方得出紗。就這樣，從起點上民族企業與日資企業就展開了較量，這是青島早期紡織業的一幕圖景。在日資圍困之中艱難生存，周家保住了民族紡織業的生機。

    縱觀周學熙一生，其縱橫政商兩界，不僅僅是依賴自身務實的能力與個性，還因為他本身就是北洋這個龐大利益集團的一分子。其父周馥在政商兩界龐大的人脈幾乎全數為周學熙接手并整合利用。事實上，這是一個圈子，一個關系錯綜復雜而又相對封閉的貴族圈子：一群出身晚清官僚，身兼商人、文人和官僚身份的中上層知識分子，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把持了清末民初的政、商、學界。他們互相通婚，成為世交，他們中的很多人，成為后來北洋政府的核心力量。

周氏后代：“學者云集，幾乎可以開一所大學”

    1947年8月，周學熙病逝，終年82歲。去世前，他曾題詩一首，警示子孫：“祖宗積德遠功名，我為功名誤一生。但愿子孫還積德，閉門耕讀繼家聲。”

    周家此后的命運，正是按照周學熙臨終的設想發展的——“閉門耕讀繼家聲”。周學熙的子侄輩、孫子輩出了大量的有學問的人，幾乎可以開一所大學。

    周學熙三子周叔迦是現代中國著名的佛學家，開創現代佛學新境界，為現代三大佛學家之一，尤精唯識學、因明學與三論。雖皈依佛教，然并未出家。他曾出任中國佛學院院長，建國后為中國佛教協會發起人之一。

    周叔迦佛學之路始于青島，1931年，他與時任南京國民政府交通部長的葉恭綽會于青島，談及青島文化面貌，當時基督教與天主教已久存于青島，而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一部分的佛教卻不見于市內，感為憾事。況且340多年前，明末高僧憨山法師自五臺山遠來東海嶗山尋那羅延，建海印寺。故此，兩人決意聯袂發起創設一所佛教寺院。

    1934年，湛山寺開建，綿歷十一年，終成一莊嚴佛宇。周叔迦偕兄弟周志輔、周志俊捐獻了三部不同版本的《大藏經》。同時，他還擔任了青島佛學會副會長，會址設在魚山上的湛山精舍。

    1936年，弘一法師來此講律，進一步強化了湛山寺的佛學研究色彩。此處天臺法席的開創，對現代佛教產生了深遠影響，湛山派弟子廣布海內外。

    到了第四代，周家的學術性空前加強，而淡去了實業色彩，形成了一個顯赫的教授群體，在文化、科技、教育諸領域享有聲望的學者不下十幾人。其中，身在北京的史學家周一良和身在美國的數學家周煒良堪稱代表，一文一理，輝映中西。

    周一良曾經著文追述：“我于1913年1月19日(舊歷壬子年12月13日)出生于山東青島，我名中的‘良’字是大家族的排行字，‘一’字是我父親取自《說文解字》‘一’字下的解說‘唯初太極，道立于一。’而曾字太初，后廢不用。”

    在后來的回溯中，青島作為誕生地的形象無數次閃現在他的視野中，單純而豐富。青島開啟了一個文化家族的新生希望，因此所有關于家族與城市關系的思考都變得清晰了。在談到周一良在魏晉南北朝史、敦煌文獻及佛教領域的學術成就時，季羨林如是說：“多所創獲，巍然大師，海內無出其右者。”

    2001年10月23日，周一良在北京謝世，享年88歲。作為人生旅程的起點，他銘感不忘青島，晚年所著《鉆石婚雜憶》和《畢竟是書生》等書中，追憶歲月，一往情深，那句：“我1913年1月19日出生在青島”，是這種悠遠記憶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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