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每個中國家族，都有一部家譜。家譜是家族的歷史，是祖先的靈魂，更是凝聚族人的“法寶”。然而在大家族離散、宗族組織消失的今天，家譜依舊是不可取代的家族“圖騰”嗎？

孝子的責任

這是湖南省湘鄉市石獅江陳氏家族的族譜，至此已是四修了。100多冊家譜里，家族的故事娓娓道來。按期重修家譜，是孝子賢孫義不容辭的責任。

大約十年前，我的一位遠房堂姑突然來拜訪父親。堂姑僅比我大幾歲，是曾祖父同父異母兄弟的孫女。她說剛好來這里出差。出發之前，她隱約記起祖父提過一位堂兄，似乎就住在出差之地。于是輾轉打聽，終于找到我父親的聯系方式。

素未謀面的親人“從天而降”，讓我感到新鮮而親切。那時，我正在大學學習古文獻，酷愛“尋根溯源”。于是我開始纏著父親，讓他一一“交待”還有哪些未知親戚。父親陸陸續續說了一堆，竟組成一個長長的名單。但每說一人，他總會說，我們很久沒見面了，或者是，我也從來沒見過他啊。至于這些人的子孫狀況，那更是一個未知數了。

我突然涌起一個強烈的愿望—我能否利用文獻專長，為自己的家族修一個家譜呢？這樣，失散多年的族人也許能夠聯系上，而那些逝去已久的親人，也不至于被人忘得一干二凈。

十年過去了，我仍跋涉在尋根的“長征”路上。由于家族的離散，更由于工作的忙碌，我計劃中的家譜仍只是個藍圖而已。我為什么要自找苦吃修家譜呢？隱隱中，覺得有個很深的理由，但卻言說不清。于是我常常流連于各大圖書館，“泡”于各個尋根網站，希望從那些“老土不堪”的家譜中找到答案。

修譜不是一件隨便的事

圖為江西撫州臨川的制譜師和他的孫子在用木活字制作家譜。家譜是一個家族的“圖騰”，因此它的制作也有了神圣的光環。人們相信，每一塊制作家譜的版上，都駐著一位祖先的靈魂，所以制作起來格外謹慎和恭敬。攝影／王愛民

不能斷的家譜

我曾在不同的新聞報道、研究論著甚至不同時期的家譜里，看到一個家族300年來的修譜故事。

那是198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丁肇中先生第一次回家省親。他的家鄉在山東日照市濤雒鎮。臨行前，父親丁觀海囑咐他—回大陸要想盡一切辦法帶回一部家譜。

丁觀海此時住在臺灣，念念不忘的家譜名叫《日照丁氏家乘》。1949年，丁觀海的族叔、同盟會創始人之一的丁惟汾隨國民黨遷臺，臨行前特意帶了一本《家乘》。似乎只有這樣，才不至于成為無根的游子。他小心翼翼保管家譜，還定期組織臺灣族人的聚會，仿佛成了日照丁氏臺灣分部的“族長”。可丁惟汾不了解臺灣的氣候，家譜慢慢霉變、蟲蛀，在他面前一點點消失。丁惟汾心痛無比。臨終之際，他叮囑祖孫丁觀海，一定要找回家譜，并傳承下去。但無奈兩岸相隔，丁觀海遲遲找不到機會。

失去家譜，丁氏族人憂心如焚。一群漂泊的人，怎么能沒有家譜？1973年，老四支長房九支的丁履詵，憑著驚人的記憶力，竟把舊譜的基本內容一一默寫出來，是為《日照丁氏事略》。1985年，老四支長房長支的丁履仕，又把多年搜集的臺灣族人資料整理出來，名叫《日照丁氏旅臺宗親錄》。也是在這一年，諾貝爾獎得主丁肇中首次獲準回鄉省親，丁觀海終于等到尋譜的機會。

到了日照，丁肇中四處尋找族人和家譜。一番奔波后，他不僅找到族人，也見到久違的家譜。但完整的家譜只有一套，無論如何也不能讓他帶走。面對丁肇中的熱切渴望，族人決心幫他達成心愿。他們立即組織起大隊人馬，連夜手抄家譜。

丁肇中帶著手抄出來的家譜回到臺灣，丁觀海欣喜無比。因為距離上次大修，恰好過去了60年。他感到續修家譜已迫在眉睫。南宋理學大師朱熹曰：“三世不修譜，為不孝。”古人以三十年為一世，三世將及百年。到了明清時期，孝子賢孫們不再滿足“三世一修”，進而發展出“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的傳統。日照丁氏的家譜就是幾乎30年一修的，從康熙初年開始，到1925年，共修了七次之多。

為什么需要一部家譜？為什么必須不斷修譜，才是一名合格的孝子？我們來看看丁氏修譜的理由。

清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丁未科進士、曾任內閣中書等職、主編康熙版《日照縣志》的丁氏五世丁(shí），決心為家族修一部家譜。在《初修家乘序》里，丁說：“邑有乘，家詎(注：豈)可無譜”。“無譜而孫不知祖，昭不知穆”，“無譜而孫蒙祖諱，昭犯穆稱”。所謂有家譜，家族才有歷史，才能不忘祖先，才能維持住家族的倫理秩序。

而南宋大儒朱熹則把家譜提升到和國史一樣的高度：“家有譜，猶國有史也。”于是修家譜也是孝行之一。在傳統社會，這要受到社會輿論和家法的嚴厲“監督”。比如績溪邵氏就曾為此訂立過嚴峻的族規：“古人云三世不修譜為不孝，……倘有故行作梗或不終厥事者，是為忘祖，即以不孝論，應將其人本身以下削去，不入系圖，以示痛絕，事關重大，罰規不得不嚴。”

日照丁氏沒有如此嚴峻的族規，卻有極大的孝心和責任感。更何況，家族的歷史是那么的令他們驕傲。日照丁氏是明末清代山東當之無愧的望族。據統計，在有清一代，共出進士14人、舉人127人，低級功名近800人，科舉人才占去整個日照縣的三分之一強。更難得的是，這個科舉世家不僅會考試，還能“與時俱進”。到了晚清民國，又出了洋務領袖、軍事科學家丁守存，革命家丁惟汾，日照最早共產黨員丁基實等先鋒派。

而輝煌大族的子孫，無論是守舊的紳士，還是叛逆的革命者，都以傳承家史、銘記祖先為責任。

家譜的“誕生”

有的家譜制作完畢，為求精益求精，還要進行裝裱。左頁圖即是安徽合肥肥東王鐵藝印刷廠的家譜制作師在裝裱家譜。（攝影／許暉）

不讓“族人”變“路人”

找回舊譜，丁觀海終于沒讓續修的傳統中斷。但年邁的他實在力不從心，遂把“接力棒”交給族弟丁原澧。當1989年海峽兩岸實現“三通”時，丁原澧就帶著長子丁肇賓回到大陸老家，與族人商議續修家譜的事。不料大陸族人潛意識里以此為“封建迷信”，居然應者寥寥。丁原澧只得一邊在臺灣搜集家族資料，一邊囑咐留在大陸的次子丁武昌修譜。

1949年留在大陸的丁武昌，小學沒畢業，是位樸實的農民。他騎著破舊的摩托車，奔波在凡有丁氏族人的魯南各村。整整七年，騎壞三輛摩托，獨力做出八修家譜的草稿。丁武昌的努力終于感動了大陸族人，喚起久違的家族情感，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其中。2006年3月1日，大陸日照丁氏家乘(譜)編纂委員會成立。

一個四處離散的大家族，竟因為修家譜，再度凝聚起來。看來，家譜不僅能銘記祖先，也會對現世的家族產生“魔力”。在明清鼎革，家族離散之際，康熙朝大學士李光地就曾道，續修家譜使他的家族“族屬散而還聚，詩書歇而復興”。他甚至發出“宗譜之興廢，家之興衰之占也”的感嘆。而在遷移頻繁、家族離散的當代，家譜更被稱為“穿越時空的家族聚會”。

八修家譜，丁氏家族再度煥發驚人的活力，甚至連姻親也被感召而來。

2009年，丁原澧、丁肇賓父子再度從臺灣來到日照濤雒。這次，他們為家譜的編寫請到一位得力助手—日照學者田文閣。田文閣其實是日照丁的“外甥”。他的老家也在日照濤雒，而祖母正是出自大名鼎鼎的日照丁。一進門，丁原澧就對丁肇賓、丁武昌兄弟說：“這是老親，你們得叫表叔！”對此，丁原澧還特意囑咐：“這叫‘禮’！”那時，“晚輩”丁肇賓已經70多歲了。田文閣不禁撰文感嘆：“日照縣大姓之間世代通婚，禮數很嚴，譬如丁家哪一世和秦家哪一世，見面的輩份是已定的。”

這又道出家譜的一大“秘密”—處理族人甚至姻親間的關系。中國古代農村往往聚族而居，族人抬頭不見低頭見，誰和誰應當怎樣稱呼，人們需要怎樣的交往，是不能弄錯的，否則就亂了家族的倫理秩序，甚至讓“族人”變“路人”。為此，要不斷地修譜和續譜。這就是所謂的“收族”。晚清一名監生李綏，曾于自家修譜之后感嘆，一個家不僅不能沒有家譜，而且不可不續，如果不續修，有譜也等于沒譜，因為時間一長，族人就會不知宗族源流，不明個人的世次，不會慎重對待續嗣，不懂得回避尊長名諱，更不清楚族人的生卒，很可能出現同姓、同宗通姻的現象，最終“族人會相視為途人”。

也許有讀者會以為這是“封建關系”。但這種關系倫常里，飽含著濃濃的親情。有了相應的輩分稱呼，族人間才會有親人的感覺。即使在不再聚族而居的今天，也沒有過時。

日照丁氏族人再度凝聚，風風火火的修譜大業仿佛“昨日重現”。繼丁武昌的“摩托大業”后，家譜編委會乘搭更便利的交通工具四處搜求。他們還靈機一動，創建了一個網站，用來聯系族人、搜求資料。如此一來，不少失散族人獲得消息，陸續走上“回歸”之路。

正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現代族人沒有宗族組織可依靠，卻有發達的交通工具和網絡可利用。2010年3月1日，臺灣版和大陸版的日照丁氏家譜雙雙竣工。

修譜完畢，族人會把新家譜拿出來展示，既張揚一個家族的實力和凝聚力，又是在歡慶一個盛大的家族節日。上圖為黑龍江寧安市大牡丹村的吳氏家族正在展示他們的家譜。攝影／杜殿文

修譜的黃金時代

為什么要修譜？在日照300年修譜的“長篇連載”中，我若有所悟。然后，我向著更久遠的過去回溯，尋找家譜的源頭。

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所長王鶴鳴老師，把春秋末期的《世本》視為家譜的“誕生”。那是本記載帝王諸侯卿大夫家族世系的書，里面包括這些家族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遷居本末等內容。與后世不同，《世本》不是某個家族的族人所修，而是史官的大作。周王朝和各諸侯國都設了專門的史官，來記錄和保管各個貴族的世系。

由“公家”幫助家族修譜，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這就與周代的宗法制有關了。宗法制以嫡長子繼承制為核心，而且把政治與血緣“捆綁”在一起，一個家族的世系傳承，不僅是自家的事，更關系到國家的政治。

不過家譜的黃金時代，卻是出現在動蕩的魏晉南北朝。那時的“家譜界”比周代熱鬧多了，不僅佳作迭出，而且關注度也前所未有之高。比如南朝梁武帝就專門設立一個保管牒譜的機構——譜局。

中國人從來沒像那時一樣，感到家譜“無處不在”。按照當時盛行的九品中正制，人才的選拔、家族的地位乃至婚姻大事，都牢牢地被“門第”給鉗制住了。能證明門第的家譜，自然就成了一個家族的“命根子”。為此魏晉之人不僅要對自己的家譜了若指掌，還得“窺探”別人的家譜，不然連基本的人際交往都受影響。

《世說新語》里就有這樣一則故事：東晉桓玄出任太子洗馬(太子的隨從官員)。坐船途中，好友王忱來拜訪他。桓玄拿出美酒待客。但王忱剛剛服了寒食散，不能喝冷酒，便連呼左右：“拿溫酒來！”王忱的話音剛落，桓玄就傷心嗚咽起來。王忱只得訕訕的離開了。這當然不是桓玄在無理取鬧，而是因為他的父親叫“桓溫”，“溫酒”一詞正犯了父親的諱。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對孝道的表現簡直到了“行為藝術”的地步，往往會“聞諱而哭”。因此與人交往要力避對方家諱。而要想不犯家諱，熟悉諸家譜牒就成了最有效的辦法。“避家諱，諳譜學”正是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學問，它甚至有助于一個人的官運。

幸虧這樣的“家譜學”到了宋代突然變成“昨日黃花”。

宋人解釋，這與一場大亂有關。唐朝末年，黃巢舉旗造反，他率軍攻入長安，一把大火燒了李唐的宮殿、官署，藏在里面的官修家譜也成了劫后余灰。接下來，中國又迎來五代喪亂，官修、私修家譜都“在劫難逃”。時人紛紛嘆息，“士族亡其家譜”、“舊譜十亡九散”。

但唐末五代的喪亂，又怎能與更加動蕩不堪的魏晉南北朝大分裂相比？所以，這不是真正的理由。

其實，家譜在宋代“辭舊迎新”，幾乎是必然之事。因為隋唐所創的科舉制，已完全取代魏晉的九品中正制；與之相伴而來的是，一個人最受重視的是才華而非門第。家譜不再能夠影響一個人的政治前途和社會地位。以門第為靈魂的舊譜，就變得不合時宜了。

對于過時的家譜，人們對它異常冷淡。正如后世學者潘光旦所說：“唐亡，繼以五代喪亂，舊譜十九散亡，官家亦不復提倡，譜學乃中絕。”

人們真的不再需要家譜了嗎？

其實，人們需要的是家譜的“變身”。因為就在這時，大文豪歐陽修與蘇洵聯手“起義”，進行了一場“家譜革命”。他們首先從內容上，進行了大刀闊斧的革新。比如在家譜最重要的世系圖上，宋代以前并不統一，有時以六世為一圖，有時七世，有時五世。歐蘇卻極力提倡五世一圖。

這當然不是一個簡單的數字問題。所謂五世，是指從高祖到元孫。按歐陽修的說法是“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這種想法非常貼近家族的現實。因為一般情況下，一個人沒有可能見到比高祖更老的祖先了。

家譜由此開始真正把目光投向了家族。

隨之改變的，它的編纂者不再是史官，而是族人；而且修成后由族人妥善收藏，不再公之于眾。前文所述的一套修譜思想乃至規矩、程序，也基本在此時定格。此后，家譜只是在此基礎上不斷完善，最終發展出以世系為主，包括譜序、凡例、恩榮錄、譜論、姓氏源流、世系、傳記、家法、風俗禮儀、祠堂、墳塋、族產、契約、藝文、行輩等在內的龐大譜書。我們今天看到的家譜，就是宋代定的調。

追溯至此，我開始天馬行空——如果要追求政治前途、社會地位，我愿意去修魏晉的家譜；如果要享受大家族的天倫與庇護，我愿意去修宋以后的家譜。而如今的家譜呢？

家譜不僅由族人保管，如今也由圖書館和民間收藏家爭相收藏。在湖南“史學怪才”何光岳的藏書樓里，5萬多冊家譜安靜地躺在書柜上，分門別類，像在開一個大型的家族會議。(上圖)一提到家譜，何光岳就會滔滔不絕。(中圖)翻開泛黃的家譜，他看到的不僅是一個個古老的家族，更是千年來的中國歷史與文化。(下圖)

家譜里的“生意經”

如今的家譜，比任何一個時候都難修。

族人四散，聚族而居至少在城市成為歷史。而且，“錢”的問題如影隨形，比如安徽宿松的彭氏家族修譜。這個家族的高材生彭秋嬋在其碩士論文里，記錄了親歷的修譜之路。

相比城里的小家庭，宿松彭氏還保留著聚族而居的古老習慣。繼1990年修譜之后，又在2006年再一次大修。修譜委員會很快誕生，并立即展開籌錢工作。經費的一部分來源是“族內AA”，即每位男丁交30元。此外，編委會又發出“重賞”，承諾在家譜內專門列表記錄捐錢人的名字和捐錢數目，鼓勵族內自動捐錢的“勇夫”。

在聚族而居的宿松村落里，這部分費用籌措得尚且順利。修譜委員會的族人以新款為支持，坐著便捷的交通工具，外出尋找遷移出去的族人。

陜西族人聽說老家來人，舉村沸騰，擺下象征同根根源的香案迎接。但團聚的歡樂很快被憂愁代替。當宿松族人邀請陜西族人回家合譜時，響應的人竟只有十之一二，理由都是生活艱苦，沒有錢合譜。于是，宿松彭氏這次家譜大修，就成了“斷臂維納斯”——缺了一塊。

其實，宿松彭氏最大的難題不是遇到了“窮親戚”，而是沒有族產。據學者馮爾康研究，過去宗族修譜的經費來源，第一大項就是包括族田、祭田等內容的族產，其次才是向族人攤派、族人捐獻等。家族因修譜缺錢時，往往會動用族產來支持。可到了現代社會，無論大家小家，都沒有任何族產了。

在如此困難的情況下，為何還有家族前仆后繼去修譜？

感情和責任的“魔力”不可替代，正如日照丁氏那樣。可對于家族觀念淡泊的人，感情就不足以說服他們了。馮爾康在調查當代修譜的過程中，就碰到過這么一位困惑的“族人”。那是某礦務局的青年工程師。他說老家人修譜時，父親代他們兄弟報了名。于是老家來電話，要求他們起個譜名。這位工程師從未回過老家，對家族也沒有多少感情，覺得此事無聊可笑。村里人遂對他說：“你們有了譜名，以后也好同在外地的族人聯系啊。”工程師一聽，覺得這的確是擴展人脈的一次機會，于是不僅起了譜名，還為修譜捐了一點錢。

此舉不是孤例，只要翻閱一下新修的家譜就會發現新意：比如增加了家族通訊錄等新內容。有的家譜甚至會以不小的篇幅，為族中的捐資大戶做廣告，介紹他們所從事的職業或開辦的企業。當然，這也為家族修譜籌錢找到了一條“出路”。

為了勸說人們修家譜，不少“尋根網”也在為此找尋實際的理由，其中一家這樣說道：

有了家譜以后，不論家人親友到世界的哪一個角落，只要上“尋根網”家譜中心，就能彼此保持聯系。您也將在建立家譜的過程中，了解到家族的歷史，通過網站認識遍布世界各地的族人，從而獲得更多世界不同地區的訊息。在取得聯系以后，可以用自己的優勢，互相幫助，分享家族中杰出人士的榮耀。很可能，在新加坡的王先生在“尋根網”建立家譜，認識了在美國工作的遠親，他們通過國際網絡保持聯系，后來聯手進行跨國貿易，收益甚豐!另外，因為這個一脈相承的血緣關系，在同族某一個人患上特殊的疾病，需要找到同血緣的器官時，會有更寬泛的選擇范圍。

有意思的是，為了擴大族人的交際圈，家族還努力擴展宗親的構成范圍。比如2000年在河南葉縣成立的世界葉氏聯誼總會。既然是“世界葉氏”，就不再以某地葉氏為主了。會議一致決定編撰世界葉氏宗譜，以便于散落各地的葉氏宗親聯系。龐大的“家族”，是“同姓一家親”的明證，但同時也有現實作用。比如在2004年的一次代表大會上，600多名葉氏代表舉行了隆重的祭祖儀式后，還進行了經貿考察，一口氣簽訂合作項目18個，金額高達13億元。

當家譜不再是“政治利器”，也不再對家族起著實際的維持和庇護作用時，新的“亮點”卻被挖掘出來。

多少有點理想主義的我，曾對這類“生意經”頗不感冒。但和一位朋友聊起來，她卻道：“家人之間本就該合作和幫助，這總比爭家產強。而且這也要以族人之間的感情為基礎啊。”

這是美國猶他州家譜博物館，擁有世界各地的家譜。從1970年起，這里也開始收集中國家譜，在此可查到17100個中國姓氏。每天都有中國人到此“尋根”。他們有的會去博物館的花崗巖山洞，在250萬卷微縮膠卷中尋找自己的家譜。(上圖)有的會去看最傳統的紙本家譜。(中圖)有的則通過網絡搜索數據化的家譜。(下圖)攝影／馬宏杰

家譜就像一位家族神靈

大約30多年前，現代家譜史上發生過一件轟動一時的事。菲律賓的女政治家阿基諾夫人獲得一個消息——她的家鄉其實是在中國福建的一個小村莊！秘密刻在阿基諾夫人曾祖父的墓碑上，其中寫有“同邑皇清顯考十九世尚志許公封碑”等字。皇清是清代中國，“同邑”即當時的同安縣，今屬福建廈門。1861年，許尚志(又名許玉寰)離開家鄉鴻漸村，到菲律賓謀生。他來到菲國后，長居于此，并興辦企業，成了菲律賓的望族。

一塊偶然揭開的塵封石碑，讓女強人涌起強烈的尋根愿望。1985年11月，菲律賓國家女子籃球隊訪問中國。阿基諾夫人委托該隊教練戴良聰幫她尋根。戴先生來到同安，向當地贈送了“許玉寰大使紀念杯”，卻沒能找到鴻漸村。短短兩年之后，剛當上菲律賓首位女總統的阿基諾夫人，百忙中委托舅舅和弟弟到中國尋根。其弟許煥戈和夫人輾轉打聽，終于找到了碑文中所說的鴻漸村。村名們聽說有菲律賓親人來尋根，十分驚訝和激動。他們帶著來人去參觀家廟，并拿出《鴻漸許氏十八世許淵家譜》，讓來人核對。家譜在手，許煥戈很快確認了一個信息——曾祖父許尚志的確是許淵的兒子，鴻漸許氏第十九世孫。

許煥戈立即把消息傳給姐姐。阿基諾夫人興奮不已，決心要親自到家鄉尋根。1988年4月14日，菲律賓總統、鴻漸許氏第二十二世孫阿基諾夫人“回”到鴻漸村，見到素未謀面的親人。這個默默無聞的小村莊，一時變得光彩奪目。阿基諾夫人前往許氏家廟拜祖，又到曾祖父的故居參觀，還栽下一棵南洋杉。臨別前，她說了句耐人尋味的話：“我到中國既為國事，又有私人原因，因為我既是菲律賓國家元首，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這個村莊的女兒。”看到此，我不由得想，家譜猶如一位家族神靈，冥冥之中，會讓游離千里之外的家人，尋回家園。

關于鴻漸許氏的家譜，還有后話。阿基諾夫人逝世后，他的兒子、新一任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也“回”到鴻漸村。阿基諾三世接到一份特殊禮物——族親許永忠送上的一本家譜。這是本新修的家譜，名叫《菲律賓許娜桑·阿基諾母子總統中國家譜世系考略》。原來阿基諾夫人尋根鴻漸村后，許永忠的心緒久久不能平靜，遂花了21年時間，走遍菲律賓、泰國和中國的香港、澳門、廣東等地，經過反復論證、研究、修改，編寫出這份家譜。至此，鴻漸許氏的家譜補上了缺失的一章——遷移海外的族人。

與阿基諾夫人有著相同遭遇的故事時有發生。1988年，韓國孔氏大宗會副會長孔樹泳帶著他的族人來曲阜尋根，在孔府檔案的《居住朝鮮世系草稿》中，查到了700多年前先祖孔昭隨遷的記載，有了這份家譜材料，韓國孔家族人第一次被載入2009年續修的《孔子世家譜》中，如果不是這份家譜，誰能知道，在韓國竟也有孔子的后裔呢？

不僅是韓國孔氏，流寓其它國家的孔氏，也紛紛入籍。甚至在邊遠地區、已成少數民族的孔氏，也首次被家譜“尋”了回來。據統計，《孔子世家譜》的新譜中至少包括14個少數民族的后裔、約20萬女性以及近5萬名港澳臺及海外孔子后裔。

但是不是每位尋根的人，都能找到一本家譜。尤其是第四、五代海外華裔。于是便有針對此類人士出現的尋根網站。比如“中國族譜網”(ChinaGenWeb)，最初由居于美國的David M.Lawrence主持，是“亞洲族譜網項目”(AsiaGenWebproject)的一個分支，而“亞洲族譜網項目”，則是“世界族譜網項目”(WorldGenWebproject)的一個分支。當我流連于此“家譜樂園”時，發現有不少海外華人活躍其間。有些人對自己的祖父母或曾祖父母的祖籍，僅知道一兩條材料；也有的人為了編纂家譜，在網上尋求學者或有經驗人士的幫助。無論是茫然無緒，還是有了蛛絲馬跡，尋根志士們大多毅力堅韌，不輕言放棄。

為什么連異了衣冠、改了國籍的海外族人，也如此熱衷于尋根呢？這或許是“我從哪兒來”的人生主旋律在作用吧。

的確，有了家譜，就尋到了“根”，個體因此成為群體中的一員。哪怕你再默默無聞，至少會有一群人，永遠地記住你，懷念你。如果你與之相連的歷史，恰好有著偉大的人物、輝煌的過去，那么那種與歷史聯接上的驚喜，更是難以言喻。

“未來家譜”

因為對家譜著迷，我一直輾轉在各類家譜書店和圖書館中。有一次和國家圖書館的楊印民老師聊天，說起家譜的變化，他提到幾種有趣的新譜。一種叫“家庭譜”，體量十分小巧，因為上面只記載幾代直系親屬，比如爺爺奶奶、父親母親和自己。這種譜每個家庭都能夠編撰。還有一種“志譜”，以一個村莊的幾個家族為對象，既像方志，又像家譜。

后來我又輾轉獲知幾種與眾不同的家譜。比如《刨根問底集——林家三姐妹的后人》。林家三姐妹，就是林則徐的三個女兒——林塵譚、林普晴、林金鑾，當時分別許配給劉、沈、鄭三氏。據家譜記載，早在上世紀20年代，三姐妹的后人就常常在北京北海公園聚會，有時聚會人數多達一二百人。這是一種“姨表親”的歡聚。到了八九十年代，三姐妹的后人還會聚到一起，為長輩祝壽。

在漫長而親密的關系中，這些后人產生一個強烈愿望——以“三姐妹的后人”為題，把散居海內外的姨表親全部編到一部家譜里。家譜在1991年編定完畢，以林則徐為第一代，林家三姐妹及其配偶為第二代，如此推演，竟有九代之多。它不僅以女性后裔為內容，而且對其后人中的子與女也一視同仁，登錄他們的夫或妻及子女。

就這樣，傳統宗親的范圍被突破了，不分男女的血緣關系成了家譜的新標準。男女平等的新取向“攻入”古老的家譜。在當前只生一個子女的國策里，這樣的家譜，就更有必要了。

新的東西正在萌芽，新的希望正被找到。然而我仍不時憂心忡忡。我對楊印民說：“你看如今大家族多已消散。雖然有人想起要修譜，也有許多現實的動力在里面，但感情的作用仍是不可取代的。我個人十分欣賞和認同這種感情，但不是每個人都擁有它呀。”

“可家譜不會消失。無論如何，還是那句老話：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要到哪里去？人類永遠有這種需要。”他回答得十分堅定。

的確，也許不是每個家族、每個人都還會去修譜，但渴望家譜并尋求來去歸宿的人，卻一直都有。

文章來源：《中華遺產》  

作者：丘曉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