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顥（hào）（1032年—1085年7月9日） 字伯淳，學者稱明道先生。世居中山，后從開封徙河南（今河南洛陽）。北宋哲學家、教育家、詩人，理學的奠基者，“洛學”代表人物。

程顥像

程顥為嘉祐年間進士，神宗朝任太子中允監察御史里行。反對王安石新政。在學術上，程顥提出“天者理也”和“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的命題，認為“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便須“以誠敬存之”（同上）。倡導“傳心”說。承認“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

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召其為宗正丞，未行而卒，享年54歲。 

程顥像

程顥曾和其弟程頤學于周敦頤，世稱“二程”，同為北宋理學的奠基者，其學說在理學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來為朱熹所繼承和發展，世稱“程朱學派”。其所親撰有《定性書》《識仁篇》等，后人集其言論所編的著述書籍《遺書》《文集》等，皆收入《二程全書》。

人物生平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程顥出生，其祖先歷代仕宦，世代居住在中山府，曾祖父程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遷居開封府，祖父程遹（《宋史》作程羽）遷居河南府（今洛陽），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宋仁宗錄舊臣后代，程顥的父親程珦因此被授為黃陂縣尉，歷知龔、鳳、磁、漢諸州，后官至太中大夫。二程自幼深受家學熏陶，在政治思想上尤受其父程珦影響，以反對王安石新法著稱。

程顥資性過人，修養有道，和粹之氣，盎然于面，門人、友人與之相交數十年都未嘗看見他有急厲之色。

嘉祐二年（1057年），程顥舉進士后，歷任官鄠縣主簿、上元縣主簿、澤州晉城令、太子中允、監察御史、監汝州酒稅、鎮寧軍節度判官、宗寧寺丞等職。

神宗在位期間（1068年~1085年），程顥任御史。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不受重用，遂潛心于學術。《宋史》本傳稱：“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后得之”。與弟程頤開創“洛學”，奠定了理學基礎。他先后在嵩陽、扶溝等地設學庠，并潛心教育研究，論著頗巨，形成了一套教育思想體系。程顥提出，教育之目的乃在于培養圣人，“君子之學，必至圣人而后已。不至圣人而自已者，皆棄也”。認為教育最高目的要使受教育者循天理，仁民而愛物，謹守封建倫常。且強調教育必須以儒家經典為教材，以儒家倫理為教育的基本內容。程顥還提出，讀書以期“講明義理”，注重讀書方法，“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不可“滯心于章句之末”，為此者乃“學者之大患”。同其理學思想一樣，程顥的教育思想對后世也影響深遠。后人為求學統淵源，于他講學之處立祠或書院以為紀念。

山西晉城程顥書院故址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程顥于京師講《易》處（今河南開封繁塔之左）立二程祠。

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召其為宗正丞，未行而卒，享年54歲。

宋寧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賜謚程顥為“純公”，程頤為“正公”。

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又追封程顥為“河南伯”，程頤為“伊川伯”，并“從祀孔子廟庭”。

元明宗至順元年（1330年），詔加封程顥為“豫國公”，程頤為“洛國公”。

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詔令兩程祠以顏子（即顏淵）例修建，規制比于闕里，前后殿廡齋室等房共六十余間，祭文稱頌兩程“闡明正學，興起斯文，本諸先哲，淑我后人”。

明憲宗成化二十年（1489年），河南巡撫李衍就二程祠建大梁書院，祀二程于講堂。另嵩陽書院亦為紀念二程所立。《嵩陽書院志·序》稱：“嵩陽書院，宋藏經處，兩程夫子置散投閑與群弟子講學地也”。

清圣祖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二程進儒為賢，位列孔子及門下、漢唐諸儒之上，次年康熙皇帝又賜給二程祠“學達性天”匾額。

河南洛陽程顥墓地壁畫

代表作品

程顥一生著述不少，又長期講學，有后人效《論語》等將其言論輯錄成冊。二程的著作有后人編成的《河南程氏遺書》《河南程氏外書》《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二程粹言》《經說》等，程頤另著有《周易傳》。二程的學說后來由南宋朱熹等理學家繼承發展，成為“程朱”學派。

1、《遺書》（《河南程氏遺書》），25卷，系二程門人所記二程的語錄，后由朱熹編定。

2、《外書》，12卷，朱熹編定的是《遺書》的補編或續編，內容多系傳聞雜記。

3、《文集》，12卷，為二程的詩文，南宋張栻，朱熹等先后纂輯。

4、《經說》，8卷，是程頤以義理疏解儒家經典的著作，包括《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8種。其中：《易》《孟子》《中庸》不一定是程頤手著；《粹言》2卷，是楊時根據二程語錄撮要文飾而成，后又由張栻重新編次。

5、《易傳》又稱《程氏易傳》《伊川易傳》，4卷，是程頤注解《周易》的著作。以上《遺書》《外書》《文集》《經說》4種，在宋代均單獨刊行，也有的合在一起刊行，稱為《程氏四書》。

程顥故居遺址

明代末年徐必達匯集二程所有著作共6種，以《二程全書》之名刊行。清康熙間呂留良又加校勘，重新刊刻，后涂宗瀛又重校印行，此即為今本《二程集》所據本。其舊本《二程全書》，尚有1920年上海中華書局鉛印的四部備要本。《二程集》是一部重要的理學著作，書中第一次把“理”作為宇宙本體，闡述天地萬物生成和身心性命等問題，奠定了以“理”為中心的唯心主義哲學體系。其中，程顥的識仁、定性，程頤的性即理、主敬、體用一源等許多重要哲學概念和命題，都是中國哲學史上第一次提出來的，為后來許多哲學家所沿用，對宋明哲學產生了重大影響。

主要成就

程顥的主要成就是他的理學主張。程顥與其弟程頤同為宋代理學的主要奠基者，世稱“二程”。二程的學說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基本內容并無二致。皆以“理”或“道”作為全部學說的基礎，認為“理”是先于萬物的“天理”，“萬物皆只是一個天理”，“萬事皆出于理”，“有理則有氣”。現行社會秩序為天理所定，遵循它便合天理，否則是逆天理。提出了事物“有對”的樸素辯證法思想。強調人性本善，“性即理也”，由于氣稟不同，因而人性有善有惡。所以濁氣和惡性，其實都是人欲。人欲蒙蔽了本心，便會損害天理。“無人欲即皆天理”。因此教人“存天理、滅人欲”。要“存天理”，必須先“明天理”。而要“明天理”，便要即物窮理，逐日認識事物之理，積累多了，就能豁然貫通。主張“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的修養方法。二程宣揚封建倫理道德，提倡在家庭內形成像君臣之間的關系，流毒頗深。究其內涵：

一、“理”是宇宙的終極本原和主宰世界的唯一存在。“萬物皆只有一個天理”。

二、“天理”又是封建道德原則及封建等級制度的總稱。“上下之分，尊卑之義，理之當也，禮之本也”。“君臣父子，天下之定理，無所逃乎天地之間”。

三、“天理”也具有自然特性及發展變化規律的意義。“天下物皆可以照理，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程林文化園

因二程兄弟長期講學于洛陽，故世稱其學派為“洛學”，二程在哲學上發揮了孟子至周敦頤的心性命理之學，建立了以“天理”為核心的唯心主義理學體系。二程在學術上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命題是“萬物皆只是一個天理”。他們認為陽陰二氣和五行只是“理”或“天理”創生萬物的材料。從二程開始，“理”或“天理”被作為哲學的最高范疇使用，亦即被作為世界的本體，而且人類社會的等級制度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道德規范，也都是“天理”在人間社會的具體表現形態，“君臣父子，天下之定理，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河南程氏遺書》五）

二程的人性論祖述思孟學派的性善論，但二程的人性論在性善論的基礎上又進一步深化了，回答了性為什么至善，為什么會產生惡的因素等一系列問題。二程認為人性有“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的區別，前者是天理在人性中的體現，未受任何損害和扭曲，因而是至善無疵的；后者則是氣化而生的，不可避免地受到“氣”的侵蝕，產生弊端，因而具有惡的因素。二程認為，性的本然狀態，由于是“天理”在人身上的折射，因而是至善的，人性中的善自然是其“天理”的本質特征，惡則表現為人的不合節度的欲望、情感，二程稱之為“人欲”或“私欲”.，“人欲”是“天理”的對立面，二者具有不相容性，“天理”盛則“人欲”滅，“人欲”盛則“天理”衰。由此可見宋代理學家所提出的“存天理，滅人欲”這一命題，實際上是有其一定的積極意義，不容全盤否定。

思想主張：

1、核心思想：認為“萬物皆只有一個天理”，天理是萬物的本源，先有理而后有萬物。“二程”建立了以‘天理“為核心的唯心主義理學體系。
2、把天理和理論道德直接聯系起來，認為”人倫者，天理也“、”父子君臣，天下之理。”
3、提出“格物致知”，認為“物皆有理”，只有深刻探究萬物，才能得到其中的“理”。

程顥、程頤一定程度上繼承了張載的思想學說，后者對他們思想體系的構造和發展影響很大。但二程的思想更多的是自己的新創見，程顥、程頤兄弟（一般簡稱二程）開創的洛學學派是北宋影響最大、也是最為典型的理學學派。二程的理學思想體系，是北宋時期理學初創階段比較典型的形態，它勾勒出了程朱理學的基本輪廓，為朱熹思想的產生提供了理論基礎。

在后人學術承接上，由于二程各人思想盡管在本質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學術傾向上是存在一定差異的。因此，他們的學說也形成不同的接班者、學派。程顥認為萬物本屬一體，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發明本心，自覺達到與萬物一體，因此較多地強調內心靜養的修養方法，不大重視外知。后來的陸、王，大致沿著程顥的理路，發展為心學。而程頤則主張探求事物所以然之理，人生的根本在于居敬窮理、格物致知，較多地強調由外知以體驗內知。

后來的朱熹大致沿著程頤的理路，發展為純粹的理學。所謂的“程朱理學”，實際上主要指的是程頤和朱熹的理學。當時有許多人追隨二程學習，尤其是程頤弟子很多，主要有謝良佐、游酢、呂大忠、呂大臨、呂大均、侯仲良、劉立之、朱光庭、邵伯溫、蘇昺等（其中三呂與蘇昺原為關學學者），形成了著名的洛學學派，為南宋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建立其龐大的思想體系奠定了基礎。

此外，二程將易學的發展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伊川易傳》為義理易學詮釋體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程氏易傳》是伊川易學的精華，它繼承了王弼義理派易學傳統，將儒家解《易》推闡發揮到極致，可以說是集義理派著作之大成，并對朱熹易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如果說王弼易學是魏晉玄學、易學興起的重要標志，那么，程氏易學則實現了由王弼易學道家化、玄學化的義理向儒家義理的轉變。

程顥、程頤雕像

歷史評價

《辭海》：程顥，教育家、哲學家。二程同為北宋理學的奠基者。

程顥、程頤所創建的“天理”學說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對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和哲學思想都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并受到了后世歷代封建王朝的尊崇，以致逐步演變成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后期近千年的占有統治地位的思想。

程顥、程頤經學思想以“經所以載道”和以義理解經為基本綱領，并在經學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天理論哲學，完成了倫理型儒學向哲理型儒學的轉化，亦是經學史上的宋學發展為思想史上的理學的重要標志。二程以新儒學的義理來闡釋儒家經典，是其與前代儒學的基本區別，具有新的時代特征。二程創立的天理論哲學代表了宋代理學發展的主要趨勢，二程確立了理學的道統論，由此體現出其在理學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程顥和程頤世稱二程，他們在中國儒學思想發展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中國儒學第二次復興的主要骨干人物。可謂宋學（注：一般指稱宋代的儒家學術，學界也有指宋代學術總稱的）泰斗。

二程創立的理學的核心內容，包括成德、成圣的道德修養觀，“中、正、誠、敬、恕”立身處世原則，“公、德、仁、順、和”治國理政之道和義利觀，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影響深刻而廣泛。一些經典格言（如天理良心、誠心誠意、天理難容等）已融入人們的思想，出現在人們的口語中，直接影響了中國人的思想和行為。

程顥不僅僅是一位理學家，還是一位精通治道的地方官；不僅僅是一位思想家，更是一位實干家。

程顥作為一代大儒，對中國政治思想和哲學思想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他不僅僅是一位理學家、思想家，還是精通治道的地方官員、實干家，心懷天下，政績卓然。

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年），程顥逝世，終年54歲。他逝世后，宰相文彥博為其題寫墓碑，送他“明道先生”四個大字。程頤在《明道先生墓表》中評價他：“使圣人之道煥然復明于世，蓋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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