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昌杰，字子英，曾用名康壽，云南省牟定縣安樂區安益鄉化石村人，1906年生在一個比較富有的家庭。他6歲上學，先后在化石、圓通寺和縣城讀小學和初中。他好學上進，品學兼優，博得鄉里贊譽，師長器重，學友推崇。每當放學后，人們常見他爬在自家院墻外的棗樹上看書，或者帶著書本到山洼樹林里閱讀，晚上也常在菜油燈下苦讀到深夜。《古文觀止》的不少篇章，他能朗朗背誦。書法是他的愛好，常悉心臨摹顏真卿字帖，寫得一手好字。

    1923年春，畢昌杰從牟定中學畢業，以優異成績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學高中部深造。省立一中，是昆明愛國學生運動的中心。在五四運動影響下，學校革命氣氛較濃，一批進步教師給予畢昌杰新思想的熏陶，使他積極投身于當時轟轟烈烈的愛國學生運動。

    畢昌杰幼年生活在農村，貧苦農民的苦難生活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促使他同情勞苦大眾，后來逐步走上追求革命的道路。

    畢昌杰對地方豪紳的不法行為深惡痛絕。1924年4月5日，他與唐德同、陳文潤、伍培楠、生獄龍等人，以牟定縣留省青年團代表的名義，向省鐵路總局揭發控告國會議員陳光勛(牟定人)侵吞公款。省長唐繼堯受理了畢昌杰等的控告，發出指令：“……令飭牟定縣知事，查傳該陳光勛、陳光煦(貸款由陳光煦經手)弟兄到案，具限勒繳……”。畢昌杰和幾位青年為民請命，取得勝利。

    1924年冬，畢昌杰參加了省立一中圖書管理員李國柱發起組織的秘密進步團體“云南青年努力會”，成為該會骨干之一。該會宗旨是喚醒云南青年，改造云南社會。在此期間，畢昌杰積極參加活動，在唐繼堯為維持其軍閥統治、與廣東革命政府敵對的形勢下，宣傳國民革命，宣傳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和國民黨一大宣言，學習和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青年努力會”把《向導》、《中國青年》規定為會員必讀刊物，對進一步在云南傳播馬克思主義起了重要作用。

    1925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英、日帝國主義分子兇殘屠殺中國人民的消息傳到云南后，激起了云南人民的反帝怒潮。在李國柱、畢昌杰等的領導下，以“青年努力會”成員為骨干，發動昆明各校學生投入反對帝國主義、援助上海工人學生的斗爭。經“青年努力會”成員秘密串聯發動，成立了“云南學生滬潮后援會”。他們集會演講，組織游行示威，印發傳單，揭露五卅慘案真象。大會上，李國柱、畢昌杰等人登臺演講，憤怒聲討帝國主義分子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9月，共青團中央批準在云南建立共青團特別支部，李國柱為支部書記。此后，云南共青團又發展了一批團員，其中有畢昌杰、趙琴仙等人。

    1926年初，唐繼堯為了擺脫其財政上的困境，準備將省立一師、法政學校及高審廳幾處官產拍賣給法帝國主義分子。消息傳出，不僅為各校師生所反對，也引起各界進步人士的不滿。在李國柱、畢昌杰等人領導下，發動和組織各校學生游行示威，支持省師、法政學校師生的反拍賣斗爭。由于各界人士及廣大群眾的堅決斗爭，唐繼堯被迫收回成命。斗爭取得了勝利，維護了國家主權，伸張了民族正義。這一勝利顯示了青年學生團結戰斗的力量，提高了青年學生的斗爭勇氣和信心。在反拍賣斗爭勝利的鼓舞下，3月23日，昆明12所中等學校的學生代表，齊集省議會會場，經過充分討論，在“云南學生滬潮后援會”的基礎上，建立了云南學生聯合總會。

    3月18日，北京段祺瑞執政府槍殺游行示威的愛國學生，釀成了三一八慘案，云南旅京學生范士融、姚宗賢英勇捐軀。云南學生聯合總會發起組織了“追悼三一八烈士大會籌備處”。4月18日，在華山南路云南省議會會場內，召開了三一八慘案死難烈士追悼大會，到會各校學生及社會青年2000多人，在沉痛的追悼儀式上，畢昌杰代表省學聯報告慘案發生的經過，李國柱講演追悼死難烈士的意義，憤怒聲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橫行霸道和軍閥政府對外投降、對內屠殺革命群眾的罪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為了滿足青年努力會會員及廣大青年學生閱讀革命書刊的需求，1926年春，除云南青年努力會代售各種革命書刊外，云南學生聯合總會還創辦了自己的刊物《云南學生》。1926年4月30日，《云南學生》第一期出版，李國柱、吳澄、畢昌杰、向鎮清等是主要撰稿人。《云南學生》宣布刊物的宗旨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和喚起民眾，特別是喚起青年群眾參加革命運動。”6月間，畢昌杰等針對唐繼堯政府發布“反赤”布告，鼓吹反蘇、反共，反對國民革命，攻擊蘇聯為“新式帝國主義”的反動行徑，在《云南學生》上撰文給予有力的回擊和批判。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大舉北伐，唐繼堯懼怕革命勢力滲入云南，加緊了“反赤”活動，實行白色恐怖。他一方面在邊境嚴密檢查和防范，另一方面對內地特別是昆明地區加強控制，接連發布“反赤”布告，明令取締學聯組織，查封《云南學生》，并下令通緝李國柱、畢昌杰等。唐繼堯政府派出大批警憲闖入省立一中、省立一師、女子中學等校搜查“赤化分子”。李國柱、畢昌杰等人立足困難，無法活動，在群眾的掩護下，秘密地離開了昆明。李國柱去上海，卓子魁去武漢，畢昌杰、趙琴仙等人去廣州。同年秋，黨組織為了適應在國民革命軍第三軍(滇軍)開展政治工作的需要，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經過王德三與第三軍參謀長黃實接洽，在第三軍軍官學校校址大沙頭舉辦云南政治補習班(國民革命軍第三軍政訓班)。王德三任班主任，學習時間3個月，學員以“云南青年努力會”赴廣州部分成員及“新滇社”部分成員為主。學習期間，畢昌杰與同學一起聽了周恩來、惲代英、蕭楚女、阮嘯仙等講的課，找到了夢寐以求的救國救民的真理，確立了為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奮斗的人生道路。不久，畢昌杰經王德三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由于工作的需要，畢昌杰和趙祚傳同時又到國民黨黨部受訓，取得國民黨中央特派員資格，回云南幫助國民黨組建黨部，以便發動群眾，開展國民革命。

    1926年8月，中共廣東區委指派李鑫、周霄、黃麗生回云南，于11月建立了中共云南特別支部。特支利用軍閥之間的矛盾開展統戰工作，發動群眾促成了1927年的“二六”倒唐政變，結束了唐繼堯在云南的軍閥獨裁統治。1927年初，在北伐戰爭勝利發展的形勢下，云南人民的革命斗爭不斷高漲。隨著形勢的發展，黨的領導亟待加強。中共廣東區委又派遣王德三率領10多名黨員回到云南。3月1日，在中共云南特別支部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云南特別委員會，書記王德三，委員有畢昌杰、張熾、劉玉瑞(劉執之)、李鑫、吳澄，畢昌杰分管組織工作。為了提高黨的骨干分子的理論水平和工作能力，畢昌杰根據黨組織的決定，于4月中旬辦了一個特別訓練班，學員是黨的支部書記。學習課程除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階級斗爭理論外，還講授了農民運動、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婦女運動、組織工作等專題。畢昌杰講授了“中國CP組織”。

    5月中旬，畢昌杰受中共云南特委指派到武漢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畢昌杰離昆期間，組織工作由趙祚傳負責。畢昌杰離開昆明經越南海防到廣州，找孫子和(畢昌杰的姐夫，第三軍朱培德部軍需處長)先了解情況。此時，已是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后，許多軍閥都追隨蔣介石清黨反共，孫也離開廣州到南昌。畢昌杰幾經周折，到南昌見到孫子和。孫把畢昌杰帶去見朱培德。朱說“我們不能容納共黨分子”，要把畢驅逐出境。在孫的勸說下，朱同意發給旅費，派人把他送到武漢。畢昌杰到武漢，找到了中共中央領導人匯報了云南的工作，并于7月6日，以個人署名向中共中央寫了一份《云南工作情況報告》，內容有組織、農運、工運、民族工作、政治和其他情況。他在接受任務后，帶著中共中央發給云南黨組織的活動經費400元返回云南。同路返滇的還有雷扶元、趙適然(祥云人，“新滇社”成員)。他們取道香港，經越南從河口入境。進河口時，因畢昌杰沒有護照，雷、趙連夜掩護他潛入國境，住進了一家貧苦工人家里。次日拂曉，畢昌杰步行了兩個車站，到糯姑站搭上火車回到昆明。

    7月下旬，蔣介石派特使李宗黃帶著任命龍云為第三十八軍軍長、胡若愚為第三十九軍軍長的委任狀到昆明，調解胡、龍矛盾，促其聯合擁蔣反共。中共云南地下黨發動了驅逐李宗黃的群眾運動，以學生為主體組織宣傳隊上街演講，揭露蔣介石背叛孫中山的反革命罪行。

    11月3日下午，宣傳員梁元斌在武廟下街附近演講，被李宗黃的衛隊槍殺。事件發生后，省特委立即委派畢昌杰、馬逸飛、黃明俊等人通過學聯召集全市學生集會游行，強烈抗議李宗黃的殺人行徑，要求追究李宗黃的殺人罪責，并為梁元斌烈士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和出殯葬儀。11月8日，昆明學生、市民、工人、農民及第三十八軍部分官兵萬余人在南校場召開云南省農工商學兵聯合救滇大會，通電揭露李宗黃的殺人罪行。李宗黃無法立足，悄然溜回南京。

    1927年12月8、9兩日，中共云南特委在昆明召開擴大會議，特委書記王德三傳達中共中央八七會議精神，選舉產生了中共云南臨時省委。會議結束后，畢昌杰肺病復發，但為了貫徹省委擴大會議精神，仍然堅持工作。1928年1月12日，云南省政府成立“清共”委員會，15日逮捕了大批共產黨員、革命積極分子和部分群眾組織的負責人，并通緝畢昌杰、趙祚傳等共產黨員。畢昌杰由于長期帶病為黨工作，積勞成疾，肺病日益加重。在他重病期間，黨組織派了王孝藩(祥云人)去護理他。他的親姐姐畢昌敬、堂兄畢潮、堂妹畢昌禧等也在他身旁看護。當時，敵人追捕很緊，畢昌杰在太和街他舅父楊紹山家隱蔽養病。后因情況十分危急，王孝藩曾雇滑桿在夜間將畢昌杰轉移出去。但找不到更安全的地方，只好又返回楊家，將他藏在三樓天花板上。天花板用紙裱糊，躲過了敵人的多次搜捕。在空氣沉悶的天花板上，畢昌杰的病情加重，終于醫治無效，于1928年1月28日在昆明病逝，年僅2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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