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史書不足以演義一個家族的興衰，眾個評說不足以看清一個人物的始末。

    “樂有余堂”，即留有余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余不盡之財以遺百姓，留有余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余不盡之書以遺子孫。”一份家訓，一份家教。——編者語

從慶親王府的家訓想到的

解澄海

慶王府

    我的太姥爺——慶親王愛新覺羅•奕劻在其慶王府內的每幢住室和廳堂都有不同的命名，其中最為顯著的當屬“樂有余堂”，此住室由其長子、我的姥爺愛新覺羅•載振居住。“樂有余堂”是以家訓“四留”命名的，并以條幅懸諸壁上，囑后輩勵守此訓，其詞云：“留有余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余不盡之財以遺百姓，留有余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余不盡之書以遺子孫。”

    慶親王的后人以此勉勵自身，謙恭待人，嚴于律己，頗受身邊友人敬佩。

慶親王奕劻及兒子載振

    著名史學家駱寶善先生指出：奕劻從小就經歷了自己的祖父、父親、伯父、堂兄們榮辱浮沉,萬分惕憟,養成了對規矩不僭越一步的性格,分得出事情的大小輕重,完全符合皇權專制制度下對一個皇族的規范要求。駱寶善先生進一步分析道:就政治見識而言,維持祖宗江山,盡心大清國事,在奕劻始終是第一位的,心目中本能地繃著滿漢芥蒂這根弦，對朝廷忠貞不二。清帝遜位后，載振歷經國民政府、軍閥混戰、日偽、南京國民政府等時期，都曾有人勸他出山，但都被他拒絕了；當他聽說孫殿英盜墓案后，他在家中郁郁不樂很久；這些例子都足以說明慶王府對清朝廷忠貞不渝的精神,真正將“留有余不盡之祿以還朝廷”落于實踐之中。

    在日常生活中，慶王府的后人對仆人和身邊貧窮親友不但慷慨和善，而且生活上給予關心照顧，經濟上遇到困難無償資助，體現了“留有余不盡之財以遺百姓”之傳統。

載振

    載振是我國歷史上的第一位農工商部尚書，他也是最早接觸西方先進管理和西方先進文化的官員，但是由于秉政時期極短，沒能發揮其巨大能量。就其在天津投資“天津勸業商場”，就能看出他眼光之非凡，具高瞻遠矚，使這個商場的建筑風格、管理模式、京劇娛樂等,歷經百余年而不衰，并且至今還在帶動天津市經濟文化的不斷發展，這不是“留有余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的很好證明嗎。

    在慶王府，無論阿哥還是格格，都要接受文化知識的教育。琴棋書畫、四書五經是不可缺少的學習內容，所以他們后人的書畫能享譽社會，就足以說明他們的功底之深厚，不僅如此，古文古詩也是很有功夫的，這也造就了其后人高雅的人文素養和高尚的品德，這是慶王府世世代代不忘“留有余不盡之書以遺子孫”家訓的不斷傳承。

    此家訓據考，是在南宋學者留耕道人王伯大（王幼學）《四留銘》的基礎上根據時代的不同略加改動而成。《四留銘》的原文是：“留有余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余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余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余不盡之福以還子孫。”慈禧曾命名的“康百萬”是跨越明、清、民國三個時期的康氏家族，該家族以《四留銘》為家訓，四百年不衰，直至解放后家產被沒收為止。同治年間進士牛瑄所提“留余匾”成為中華名匾。

    此“四留銘”又何嘗不能被我們現代人引用呢：公務員要為國家、人民盡心盡力，謂之“留有余不盡之祿以還朝廷”；不揮霍錢財時刻想著貧苦百姓，謂之“留有余不盡之財以遺百姓”；為社會做貢獻勞其心智，謂之“留有余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為了家業（無論國家還是小家）的興盛不忘培養人才，傳播科學文化知識，謂之“留有余不盡之書以遺子孫”。尊此，何愁國家不能早日昌盛！

    宋代詩人王令有詩《寄介甫》云：“終見乘桴去滄海，好留余地許相依”，留余，是成功秘訣，是人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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