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9日《光明日報》的《雅趣》專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漫話繞口文”。其中引述了語言大師趙元任先生在上世紀30年代編撰的短文：《施氏食獅史》。作者以為，那是一段繞口令。這使我感到，應該寫一篇短文，讓人們了解趙元任先生之所以要寫這篇同音“故事”的真正意圖，以免誤會和不確切的說法繼續連綿。

    關于這段文字的述評，報章和網絡上已見不少。有的也如上述文章似的，說這是趙元任先生的“諧趣戲作”；有的則主觀臆斷，說這是“50年代初期，有人提議漢字全用拼音”，而趙元任先生“大不以為然”，便意圖“通過這篇文字”表明“中文拉丁化所帶來的荒謬”等等。

    這些說法，要么認知不詳，失之準確；要么南轅北轍，根本扭曲了本意。

    其實，趙元任先生的意思，是在分析漢字聲調和意義的關系，并用這種根本不能，或很難發生的“極端”文字從反面來說明使用“羅馬字母拼音”的必要和可能。

    這里，我不想詳述漢字改革活動的沿革，但應該指出的是，早在清末民初，甚至可以追溯到更久遠的元代，為了免除人們學習漢字的艱難，一些語文先生就采用和提倡以相應字母拼寫漢字。盡管他們的認識和做法不無值得商榷的空間，但其意圖使國人加快學習文字，提高文化水平，以騰出時間和精力趕超世界先進科學技術的意愿卻是可貴的，其為此所付出的辛勞，也是值得仰視和欽佩的。而趙元任先生，恰恰是這“羅馬字母拼音”活動毋庸置疑的創始人和積極倡導者之一。

    為了論證“拼音”的必要和可能，趙元任先生不僅從國家、民族經濟以及文化發展等，這些文字以外的方面尋找依據，而且在文字的內部，包括古文和現代口語、書寫的角度講述文字改革的可行性和重要性，而《施氏食獅史》這段頗有些“極端”的“古文”，就是他在這樣的背景下“硬造”出來的。對此，他在1959年向我國的臺灣大學師生們發表關于《語言問題》的演講時，就曾說道：“在有限的某種用文字的場合（包括像‘施’文這樣的‘古文’場合——筆者注）里頭，是非用漢字不可。比方你要是研究文字學本身吶，當然不能不寫你所研究的文字。可是在多數……文字用處的場合，比方說是自然科學啊、工啊、農啊、商啊、軍事啊，這些用處上吶，我覺得現在就可以用國語羅馬字拼音文字。”（見1980年6月商務印書館《語言問題》第150-151頁）

    這里，他委婉，但十分明確地表明了自己倡導漢字拼音的主張。所以，他的所說、所做，是為著莊嚴、肅穆的語文事業，斷章為“戲”言，當然還不會有什么大礙。但是，倘若像有人那樣，說這是在“謳歌”“中華文化”，并以此來“敲打”“百年后可能拋棄中華文化的不肖子孫”等等，可就真的魯魚亥豕，謬誤千里了。噢，還是期頤老翁、大師周有光先生深知就里，他早已明確指出：趙元任是“倡導拼音文字”的。所以，引用《施氏食獅史》作為否定“拼音文字的資料”，是“完全違背了趙氏的原意”（見1995年5月三聯書店出版《語文閑談·續上》第22頁）。

附：《施氏食獅史》

    石室詩士施氏，嗜獅，誓食十獅。施氏時時適市視獅。十時，適十獅適市。是時，適施氏適市。氏視是十獅，恃矢勢，使是十獅逝世。氏拾是十獅尸，適石室。石室濕，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試食十獅尸。食時，始識是十獅，實十石獅尸。試釋是事。（摘自趙元任《語言問題》第1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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