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夏衍與母親、三個姐姐

夏衍

我家原籍河南開封，宋室南渡時，才隨當時的所謂“義民”南遷至臨安（今杭州）落籍。經南宋、元、明、清四朝，至清朝末期，已成為相當富裕的中層地主階級。從祖傳的“堂名”（八詠堂）、我父親的名字（雅言）、以及親戚關系來看，大致是中層官吏兼地主的所謂“書香門第”。十九世紀初，在仁和縣（杭州府原有兩個縣：仁和、錢塘）駱駝橋及艮山門外嚴家弄，均有相當大的房產，祖墳也占很多土地，并出資修建了一個寺廟（在嚴家弄西、名“月塘寺”）。但經太平天國戰爭，這個家族就迅速沒落，駱駝橋的房產被焚毀，嚴家弄的房子曾作為太平軍大將陳玉成（即“四眼狗”）部屬的指揮所。

陳玉成占領杭州時，我祖父曾被俘，他當時才二十歲，因“知書識字”，陳玉成轉戰蘇皖時，他當了陳玉成的侍從（或秘書），太平天國失敗后，才回杭州。又在駱駝橋舊址置了一所較小的房子，不久考中了“舉人”，但沒有當上官，因此家業就逐漸衰落了。

我的祖母，是章太炎的堂妹。生二子三女，我父親是長子，名沈學詩，號雅言，生于一八五七年，次子及一個女兒均夭折，所以我童年時，只見到過我的大姑母（適樊氏）、二姑母（適李氏）及四叔父。大姑母的公公叫樊介軒，當過“學臺”之類的官，住杭州門富三橋；二姑母的丈夫叫李巽甫，也在安徽做“道臺”之類的官，二姑母死在安徽，二姑夫即續娶了一位安徽籍的姑母，但這位二姑母還是對我家十分關切照顧。四叔父我只在五六歲時見過一次，只知道他住在蘇州，家境也很困難。我父親在考取了秀才之后，沒有中舉，中年就不再應考，他讀了一些醫書，據母親說，他雖未正式行醫，但經常有人找他治病，并搜集了不少民間驗方，樂于為農村的熟人治病。四十歲后，他身體發胖，為此，在我四歲時的一個除夕前夕，他中風去世，終年四十八歲。

我母親是德清徐氏，名繡笙，她的哥哥徐愛廬，是德清的地主兼工商業者，開醬園、并在一家當鋪有股本。他有七子一女，我粗知人事時，他已六十多歲，據說他也是一個不第秀才，中年經營商業，六十歲后把業務交給他的長子和四子（老三早逝，第五個兒子是一個白癡），自己種花養貓自娛。我母親識字不多，但知道許多掌故，和三國、水滸的故事，酷愛戲劇，農村廟會演戲，不論京劇、紹興大班，她一定去看，而且要看到最后一出。我七八歲時，記得她還帶了四姊和我，到杭州“成站”的戲院去看過一次京戲。她有一個特點是不信佛，她一輩子不上廟、燒香、念佛，但每逢“辛”日吃一天素，叫做“辛素”。據我所知，我十歲前后，還用過一個姓韓的長工，農忙時也請過短工，但對這些人她是很寬厚的，有病時她還送給他們一些家藏的藥物。她曾一再對我們說，她的婆婆（即章氏）“很厲害”，經常打丫頭，所以她以不準買丫頭定為“家訓”，因此我的幾個姊姊，特別是嫁在德清徐家的大姊和四姊，盡管徐家的三房、四房等都有了丫頭，她們還是只雇保姆，不買丫頭。我兄嫂也從未買過丫頭。

我同胞哥、姊六人，長兄名乃雍，號霞軒，大姊生于六月，名荷官，二姊生于五月，名榴官，三姊名阿芷，四姊無名，小名七毛，長成后自己取名明軒，我是“老來子”，母親生我時已四十七歲，取名乃熙，號端軒（后自己改名端先），（在大哥和我之間，還有二人夭折。）大哥娶德清蔡氏，生三子（瑞華、葆華、彤華）、一女（斌娥，早夭折），大姊適德清徐夢蘭（即我母舅的長子），二姊適德清袁翰周，三姊在十二、三歲時過寄給蘇州的四叔父，后適蘇州張劍鳴，四姊適德清徐景韓，（即我母舅的第五子），大姊和四姊都是表姊妹結婚。我母親于一九三六年卒于嚴家弄舊居，終年八十歲。抗戰后，杭州淪陷，嚴家弄故居曾被日寇及其爪牙侵占，開了一家絲廠，一九三九年為新四軍游擊隊襲擊，著火焚毀，我當時在桂林聞訊后，曾寫短文“舊家的火葬”，發表于桂林“救亡日報”。

據我母親和樊家的大姑母說，在太平天國之前，我們這一家是相當富裕的“書香門第”，這一點，從我祖輩的房地產和姻戚關系都可以說明，第一、嚴家弄的那間五開間、三進連帶果園和后園的大屋子，在我祖父輩之前，據說是每年春冬祭祀掃墓（我家祖墳都在艮山門外）時暫居的地方，平時由“墳親”（照料墳墓的佃戶）保管。直到我祖父隨陳玉成北上，兵敗回杭州時，城內的本宅被焚毀，重建的房子很小，這樣，我父親才以嚴家弄的房子作為定居之處，這件事說明，在我父親之前，“家業”很富裕。其次，從親戚關系來看，祖母出生于“余杭章家”，是著名的浙江“望族”，我的兩個姑母，都嫁給“官宦人家”，大姑母、二姑母的夫家，都是撫臺、學臺一類的官吏，這一點說明了我們老家的社會地位。太平天國戰爭之后，中國成了半殖民地，農村破產，加上我父親是一個迂闊而比較恬澹的人，據我母親說，他考了一次舉人不中，就不再應試，在家里讀書（讀了不少醫書）自樂，有人請他去“坐館”（當私塾的教員）他也婉謝不去，這樣，“坐吃山空”，很快就沒落了。特別是在我父親去世以后，我初知人事時，我們一家已經到了只有得到親戚的周濟，才能勉強維持的程度。當時能周濟我們的，主要是大姑母的樊家、二姑母的李家，和我母舅的徐家，所贈周濟，也不過是逢年過節送一點衣物、和借十元、五元的現金而已，我十二歲時，大姑母去世，樊家就漸漸和我家不相往來，李家則一直到我去日本時為止，仍保持著這種同情和接濟的關系。至于余杭章家，在我童年時已無直接來往，只不過每逢婚喪大事，互相通知，致送一份儀禮而已。蘇州的四叔父，據說家境也很困難，后來也很少來往。我父親去世后，母親帶著六個孩子，大哥不久到德清去當了學徒，并送走了三姊。當時生活來源，主要是每年養一季蠶，及從很少的田地上收獲的糧食、蔬菜，以及養了幾口豬。由于全家沒有一個整勞動力，除養蠶時全家動員外，采桑葉也還得請短工，特別是大姊、二姊出嫁，大哥娶妻，不得不賣掉的十多畝地，因此，到我十歲時，連我上小學的費用也無法籌措了。母親下了決心，把我送到德清徐家，母舅供住食，學費另雜由兩個姊姊分擔。我到德清上高小的第二年，碰上了辛亥革命，我母親也帶著七毛到了德清，當時浙江尚未光復，我表兄有意逗我，說革命黨來了要剪辮子，你剪不剪？我說剪，這樣他就給我剪掉了辮子。

在我童年時期，家境窮困到靠親戚周濟和當賃衣物來維持的程度。我高小畢業后繳不起學費，只能在艮山門內的一家染坊當了半年學徒，但不久，德清縣因我高小畢業時“名列前茅”，決定給我“官費”上中學（每學期六元，一年共十二元），我才進了浙江甲種工業學校。可是，有了官費只能供學費，伙食、書籍費還得自籌，這就形成了每學期都要欠繳膳費的情況。當時，同學們給我取了個綽號，叫“兩榜秀才”，因為每學期考試成績我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而同時，每學期催繳膳雜費的榜上，我也經常“榜上有名”。在這種情況下，母親經千辛萬苦，讓我讀完了四年中學。有一件事使我記憶很深，當時我有一雙皮鞋，碰到下雨，因為沒有替換，就得穿濕鞋子熬過幾天，后來李家姑母知道了，送給我一雙“釘鞋”，可是在當時，一般同學雨天都穿“皮鞋”了，我穿這雙只有“鄉下人”才穿的“釘鞋”，就成了同學們開玩笑的對象。從童年時代，我的幾家親戚都是富戶，表兄弟們都穿新衣，帶點心上學，而我則連一件沒有補釘的長衫也沒有，這種生活一方面造成了心理上的自卑感，而同時，由于我考試常常考第一，產生了一種只要“自我奮斗”，就能擺脫被人瞧不起的想法。更重要的，因為我在童年和青年時期，度過了一段艱辛的歲月，在我當了半年多的染坊學徒時，親身經歷和看到了工人生活的苦痛，因此，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后，我比較容易地接受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

一九二○年我參加了學生運動，讀了一些過去從未接觸的書籍雜志，但現在回想起來，觸動我最大的，還是民族、民主思想，我讀了“波蘭亡國恨”、“揚州十日記”之類的書，也看了“新青年”、“解放與改造”之類的雜志，一九二○年還參加了浙江第一個宣傳社會主義的周刊“雙十”（主持其事者為浙江第一批共產主義小組成員的宣中華等）。但我當時并沒有社會主義的思想，更分不清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區別，我讀到第一本馬列主義的書是“從空想到科學的社會主義”，但那已經是一九二二年到了日本之后的事兒了。

我在杭州甲種工業學校畢業時，學業成績是“甲”，但因我參加了五四運動，當了浙江學生聯合會的代表，所以“品行”被評為“丁”。畢業后，想去法國“勤工儉學”不成，這時，“甲工”的校長許炳堃（緘甫）忽然找我，說學校可以以公費送我到日本去讀書，我就于一九二一年秋到了日本，翌年，考上了在福岡戶畑町的明治專門學校（私立的工科大學）電機科，獲得了官費。此后，一方面擺脫了窮困，同時也正在這時受到了“五卅”運動和當時日本高漲的學生運動（馬列主義）的影響，參加了政治活動。

我在日本念書時期，大哥得到了他妻舅蔡諒友之助，在家里開了一家有三架織綢機的手工業工廠，為了辦廠，又賣掉了僅剩下來的田地，從那時以后，我家和樊、李兩家都已實際上不再來往。德清徐家，也逐漸衰落，到我一九二七年從日本回國時，除了三個姊姊之外，幾乎是沒有什么親戚了。我在一九三○年和蔡淑馨結婚，定居上海，這之后，有經常來往的就是蔡、袁兩家，連德清徐家，也很少來往了。

我參加政治活動后，不論二十年代在日本搞國民黨總支部的組織工作，或者三十年代在上海搞翻譯、電影、寫話劇劇本，以至抗戰時期辦報紙，盡管環境艱苦，但我的歷程可以說是“一帆風順”的，特別是在桂林、香港、重慶搞統戰工作，不止一次得到上級的嘉許，這樣，我從過去的自卑感走向反面，形成了一種自以為是的優越感，同時，也加強了我“自我奮斗”、“白手成家”的信心。年歲大了，這種性格就愈加凝固，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才開始比較細致的作了自我解剖，可是，當我真正感到“今是而昨非”的時候，已經是身心俱憊、來日無多的年歲了。

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日，記于北京。

沈寧妥存 七六.四.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