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家門店有些特殊,顧客來“買”的多是自己寫的書。他們大都不是什么作家,沒有為人熟知的名字,只是同你我一樣的普通人。

　　醒目的紅底黃字招牌:“家史·家譜·傳記”,簡明扼要地概括了店里的主營產(chǎn)品,除了出售各種家史傳記類圖書,它還為它的客人們出有關自己和自己家庭的歷史和傳記。

　　如今,這家位于北京海淀圖書城、2011年4月正式營業(yè)的書店已出了1500多種老百姓的回憶傳記類書籍,這些書印數(shù)不多,不進入公共流通的市場,只在作者和他們的親友間流傳。

　　不過,這家書店生意越來越好,老板正打算再開分店。在個體書店紛紛遇冷的當下,這家特殊的書店和它的生意令人好奇:為何會有這么一家店?誰是它的客人?他們?yōu)槭裁聪氤鰰?他們的書寫了些什么?

　　……又或許,你也曾想過,為自己出一本書?

　　一家為普通人出“書”的書店

　　書店開在2011年,但老板涂金燦在2008年年底就已經(jīng)開始做“自費出書”的業(yè)務。

　　作為一個上世紀80年代的文學青年,當過老師,組過詩社,下海經(jīng)過商,45歲的時候,涂金燦忽然冒出出書的念頭,并由此發(fā)現(xiàn)商機:“人生過了一半,有了些總結(jié)。推己及人,覺得人家可能也有些總結(jié)想寫,既然如此,不如把這個當成生意來做。”

　　既然名人可以立傳出書,普通人為什么不行呢?涂金燦開辦個人出書網(wǎng),推出“為百姓個人出書”的服務。有出書意愿者,提供文稿,花上幾千塊錢,就能拿到50本經(jīng)編輯、審改、裝幀、設計、印制的書。很快,他發(fā)現(xiàn)民眾對出書的需求大得超過想象。

　　涂金燦感到意外的是,出書意愿最強的不是他之前料想的人生過半的中年人,而是閱歷豐富又有閑暇的老人。“老人出書成了主力軍,60歲到90歲的退休老人出書熱情最高,他們出的主要是自傳和回憶錄。”涂金燦說顧客中年齡最大的一位有96歲,雖然書店提供上門服務,但老人還是親自走到店里來了解情況。“在北京,幾乎每3個老人就會有一個愿意出書的,都希望對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家族有個總結(jié)。”

　　老人們并不在乎有沒有書號,受不受關注,能不能成為暢銷書,他們只想圓自己心里的一個念想,把不會出現(xiàn)在歷史書和新聞報道里的自己一生的經(jīng)歷、成就與失敗、思考和感悟一一記錄,給自己的后人留下點東西。

　　“以前,有人想出書但等了很多年都沒找到地方。”這天上午,涂金燦剛接了兩個電話,一個江蘇男子跟他說“我和我爸爸都寫了書、畫了畫,既能出文集又能出畫冊,以前一直沒地方出,我把稿子發(fā)給你,你們趕緊出。”

　　涂金燦說傳統(tǒng)上通過出版社出書有幾個門檻,無法滿足一些想出書者的需要:審查環(huán)節(jié)多,流程緩慢,拿走書稿說要出卻一拖幾年；市場化導向,認為不好賣的書就不出；印數(shù)多,費用昂貴。

　　相較之下,他的書店成了這些人的好地方。常有老人的子女帶著書稿上門,說快點把我們的書出了吧,老頭子天天念叨這個,說不出死不瞑目。在這里出書最多的一位老人已經(jīng)出了14本書送身邊的朋友,寫完自己的故事,又開始編輯他認為有價值的歷史資料……

　　據(jù)涂金燦計算,2009年,“家史·家譜·傳記”書店每個月差不多要出十幾本書；2010年,一個月二十幾本；2011年,每月60到70本,平均每天出兩三本。

　　那些普通人筆下的歷史

　　翻看這家店已出的普通人的傳記和文集,會發(fā)現(xiàn)大量記載著平凡人個體命運的文字。

　　梁啟超曾說二十四史非史,不過是二十四家帝王將相的家譜。傳統(tǒng)正史的宏大敘事中,從來多見重要人物的活動,少見普通民眾的生活。正因如此,這些非常普通的記錄人撰寫的完全來自民間的歷史記憶,反而令人產(chǎn)生了新鮮感；這些作為個人財富、家族財富得以編撰的書,也在客觀上成了一筆社會財富。

　　在一本《百年家史》中,作者列出了自家的大事記,從1910年到2010年,辛亥革命、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新中國誕生、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等百年間的國家大事穿插在一個普通家族的衣食住行、喜怒哀樂中。

　　他寫了抗日年間自家養(yǎng)的一只黃母雞,對日軍的腳步聲非常敏感,3年里,總能在“鬼子進村”時迅速躲得無影無蹤；寫了1974年,受胃癌折磨的父親,在感到生命將盡前,如何做了棺木,又把兒子叫到身邊,從枕頭下面掏出報紙包著的72市斤全國通用糧票；寫了1969年,一個去北京參加國慶觀禮的女民兵用小藥瓶帶回一截毛主席抽過的煙蒂,在地區(qū)千人大會上,大家熱淚盈眶地三呼“毛主席萬歲”。

　　另一本由全家人共同參與寫作的《百年五代家族簡史》記錄了一個出過民族企業(yè)家、抗日烈士、國家高級干部、醫(yī)生、教授、工程師的家庭,五代人的思考和經(jīng)歷。

　　其中,有一位兒子懷著最深的痛悔回憶與父親的最后一面:看著“極右分子”父親拉著糞車緩緩走過,“我過去吧!上去叫聲‘爸爸’吧!……我的腳像是被什么東西死死釘在地上,我不敢看爸爸那雙憂慮、痛苦的眼睛……轉(zhuǎn)身跟糞車相錯而過”；也有當年抗美援朝中受傷被俘、擔任堅持回國志愿軍戰(zhàn)俘總代表的老人盤點自己一生的“喜劇”角色和“悲劇”角色:熱情奔放的共產(chǎn)黨員、志愿軍宣教干事、被剝奪了人格尊嚴與人身自由的囚徒、拒絕去美國去臺灣的“執(zhí)著者”、被關進牛棚批斗的“大叛徒”、恢復黨籍后的職工大學校長、自由撰稿人……

　　還有一個寫了58年日記的老人整理出書,粘貼著大量當年報紙的剪報,歷史煙云盡錄其中；一個老教育工作者,感到現(xiàn)在的大學變了,懷著繼承發(fā)揚“允公允能、日新月異”的南開精神的心愿,寫下了年輕時在南開大學的生活回憶……

　　有些記錄雖樸拙缺乏文采,但還有比這些聽得到雞鳴、摸得到心跳的文字更生動的歷史記錄嗎?

　　有意義、有需求、有市場

　　但更符合規(guī)制問題需要探索解決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雷頤曾在1999年發(fā)表文章,指出平民的日常生活才是最重要的歷史,“在史書中有時看似‘無關痛癢’的一句話或一個抽象概念后面,往往事關千百萬人的悲歡離合,一生一世”。

　　雷頤回憶,寫這篇文章時國內(nèi)幾乎找不到老百姓寫自己的書,那時他覺得要讓蕓蕓眾生進入歷史是件很難的事,“但這些年我發(fā)現(xiàn)寫這些東西的人越來越多,甚至能有一家專門做這個事情的書店。從這個角度看,可以說平民寫史成了一個潮流；但大多數(shù)人還是沒有寫,包括很多經(jīng)歷很有意思的人,從這個角度看,可以說這件事做得還不夠。”

　　“寫下來、留下來,才能進入歷史”,否則就會被時間遺忘,雷頤認為正史文獻中記錄不足的社會絕大多數(shù)普通人的生活狀況恰恰是歷史中最有價值的部分,“只有從這些真正的老百姓的生活狀態(tài)中,才能對一個時代做出更客觀準確的判斷。”

　　從這個意義上,普通人所寫的傳記、日記、回憶錄等,是一筆彌足珍貴的文獻資料。涂金燦說美國哈佛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國家圖書館等有關研究人員都曾與他聯(lián)系,表示對書店出的普通人的書很感興趣。他認為自己在做的事既有商業(yè)價值,又具社會意義。

　　今年,涂金燦打算在書店辦培訓班,教想寫卻不會寫的人寫自傳和家史,還準備爭取給每個出書的人辦座談會,邀請作者的親朋好友參加,聽作者談寫作動機并交流讀后感想。

　　“歷史寫作和記憶面前,人人平等,販夫走卒和帝王將相在記錄歷史上有著平等的權利”,他希望更多普通人能參與進來,從自己的維度,抵抗歷史遺忘。他認為,隨著社會進步、人們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技術的發(fā)展,未來拿起筆記錄人生經(jīng)歷的人會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