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是中國傳統中的一種最高境界的生活方式，意寓長壽、和諧、富足和團圓，盡管內里肯定有這樣或那樣的矛盾，但分家始終被視為家道敗落之兆，所謂“樹倒猢猻散”。反過來講，在社會福利保障遠不如現代的傳統中國社會，這種“飯勻在一起吃”的大家庭式生活方式，對突發性災難或家庭重大經濟變故，有相當抗衡力。筆者經歷過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生活，隨著60年代太祖母高壽去世，特別1966年“文革”受“黑串聯”等莫須有罪名的威脅而徹底解體。開放后各房陸續移民海外，要再同堂聚合談何容易！其間風風雨雨七八十年，家族之樹在各地開枝散葉，回憶其中細節逸事頗有傳奇性，竟也可以是一部新版《紅樓夢》。

1930年，杭州孩兒巷新宅落成，中坐者為太祖父和太祖母

程家創業者

我們程家原籍為安徽休寧，為避太平天國遷至浙江省嘉興府桐鄉縣落籍，從此我們就成為桐鄉人。中國傳統，五代為一服，程家宗譜排行為“汝”“樹”“傳”“家”“寶”；此為循環沿用，今時尚話為“滾動運作”，以示程氏支脈生生不息之意。舊時老家桐鄉程氏祠堂有家譜定期修續，最后一次修續為1946年抗戰勝利后修續“家”字輩，所以我哥程家濂(1944年生)正好軋進去，解放后至今就再也沒有修續過，不知這份家譜還在否。家譜其實是最客觀、最原始的社會檔案！從前有一句話：“只要憑著《國際歌》的旋律，就能在世界每個角落找到同志。”這話今天當然值得商榷，但是我絕對相信，只要憑著家譜中名字的宗輩排行，再配上籍貫，全球任何一個華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根。

太祖父程汝盛，字震權，在杭州張公館(前清山東巡撫)做賬房先生，后又在張家女婿、北洋政府總理孫寶琦(他的孫女就是張愛玲的后母)家做賬房先生，并在鄉間開爿小小的蠶種棧“久盛號”，太祖母就在鄉間養蠶種桑，辛勤勞作。太公早在我出生前已去世，照片上的太公一臉嚴肅、不茍言笑，一看就是凡事一點一畫的，想來絕不會做假賬。由他立下的節儉、用功、謙和、孝順、互助的家規一直被小輩記住，可以講是程家家風。從前老上海說的“好人家”，其實并非指家財身家，而是指家風家規。

1966年5月，“文革”前最后的合家歡，二排右一為程乃珊

太公先后育有十一個子女，但最后長大成人的只三子一女，即大伯祖樹棠(字不詳)、二伯祖樹榛(字慕頤)和祖父樹槦(字慕灝)，姑婆慕英。大伯祖樹棠英年早逝，祖父常告誡我們：要永遠記住大伯祖對我們家做出的犧牲。早年太祖父財力單薄，為幫助家計，大伯祖早早輟學去南潯啟泰醬油店學生意，后任職大掌柜。大伯祖母則留在桐鄉與太祖母一起種桑養蠶，正如茅盾在《春蠶》中所述。婆媳倆形同母女，起早摸黑，她們孵養的蠶種名馳桐鄉梧桐鎮，一時有“久盛號蠶種為最好”之說。古語長嫂如母，祖父與二伯祖對這位嫂嫂是一世尊敬。祖父常說，他少小時腦后拖的辮子(時屬晚清)都是慈愛的大嫂為他梳編的。祖父和二伯祖是一輩子記住大哥的恩的。后來家境好轉后，祖父和二伯祖及太祖父合資在杭州孩兒巷建造中西結合的三層洋房一幢(幾年前才被拆遷，原址已建起省醫院)。為答謝大伯祖對全家的犧牲，這幢房子一直由大伯祖及其后代居住至動遷拆除。就此大伯家的支脈就在杭州開枝散葉，故而，我們與其后代也疏離了。

二伯祖慕頤公自小聰穎好學，杭州中學畢業后，考入官費留日東京帝國大學醫學專業名額，此時祖父正在浙江省簿記學校就讀，成績優異。兩個兒子學業如此優秀，太祖父喜憂參半，坦白表示無力同時培養兩個兒子，祖父即自愿退學一心成全兄長深造。為此，二伯祖領了兄弟一輩子的情。祖父輟學后，太祖父請東家孫寶琦作保，介紹入中國銀行(601988,股吧)。一生為賬房先生的太祖父在民國初年已看到老式銀號錢莊將近式微，而新興的由孫中山親自批示的中國銀行必定大有作為，不得不欽佩他的遠見和時代感。就這樣，年方十五歲的祖父在太祖父的陪同下，來到上海漢口路5號中國銀行(該建筑現在為一家西餐廳)。或者因為持有孫寶琦這樣大有來頭的保書，中國銀行行長丁道津親自對祖父面試，并當場同意入行任練習生，且辦理了寄宿手續。

祖父和兩個兒子

就這樣，祖父為我們程氏家族在上海的衍生打下第一塊基石，從此在中國銀行服務了七十年，成為中國銀行有史以來服務資歷最長的一位員工，也是中國銀行有史以來唯一的一位既未受過高等教育也未留過洋的高層管理。祖父29歲已為中國銀行副經理，是中國銀行有史以來最年輕的一位經理，也是中國銀行有史以來唯一一位先后服務于新舊中國銀行的高層管理。祖父生前為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銀行總行常務董事、香港中國銀行副行長(正行長為北京委派)。

二伯祖慕頤公不負眾望，在東京帝國大學苦讀直至獲博士學位。經由同班同學、嚴復之子嚴智種關照，回國不久便出任國民政府衛生局副局長。不久終因文人不慣官場游戲規則而請辭，寧做個體戶開設“程慕頤博士醫藥化驗所”，此為滬上規模最大的首家由華人開設的化驗所。業務蒸蒸日上，不久即在富民路、靜安寺路、岳陽路等開設多家分所。二伯祖富經營頭腦，一有積余即購置物業，但個人生活除喜收藏車料玻璃器皿外，十分省儉。

祖父赴日籌辦中國銀行第一屆海外分行前留影

從此猶如《紅樓夢》中的榮國府與寧國府。程慕頤、程慕灝兄弟在上海灘上層圈子名氣蜚然。都說太祖父母福星高照，膝下兩個兒子如此興隆發達。信不信由你！當年太祖父在杭州張公館做賬房先生時，兩位年幼的祖父兄弟時會趁暑假時去張公館小住，當然是住在下房里。祖父回憶，張公館內樓臺亭閣，小橋流水，是十分漂亮的園林，解放后做過杭州市糧食局。張公館內另一位賬房先生會算命，那天，與太祖父閑聊，看到太祖父的兩個兒子活潑伶俐，就開玩笑地說幫他們看相算命。豈知看完后馬上起身，連連向太祖父作揖：“震權先生，你兩個兒子不得了，長子是富命，將來新房子一幢一幢造得你來不及住，小兒子(我祖父)是貴命，做官一直要做到八十歲。”不解此是巧合還是什么，二位確實是我們程家的創業人。

四十塊銀元

祖父雖然有孫寶琦的介紹信，但入行后并無任何特殊化，一切從基層做起：從掃地抹桌招呼大師兄茶水到點鈔票包銀元譯電報等。祖父猶記得為練習辨別真偽銀元，隆冬季節在天井里就著一口水缸逐個敲擊銀元，水缸結起厚厚的冰，祖父雙手生滿凍瘡。祖父還有一個習慣，站著吃飯，這個習慣直到他中年以后才完全改正過來。皆因他在做練習生時已養成眼觀四方，隨時準備應差辦事，故而連吃飯也是處于待命狀態，站著吃飯，方便隨時放下碗筷張羅瑣事，即使后來升任銀行高層，在家里吃飯時也常有電話或行里信差送緊急文件批示。久而久之，站著吃飯就成習慣了，一下子還真改不了！

我們家廣為流傳一個四十塊銀元的故事：話說當時太祖父送祖父到中行學生意時，從懷里掏出四十塊銀元給他作應急用，囑祖父非到萬不得已，不要動用這筆錢。三年后祖父練習生滿師回鄉省親，拜見太祖父母和大哥大嫂時，四十塊銀元一個不少如數歸還，再另掏出他省吃儉用攢下的四十銀元(練習生一月包吃包住只得三塊銀元生活費，還要剔除剃頭洗澡及去夜校補習英語的學費)給太祖母作家用。

這四十塊銀元的故事并未就此終結。1991年，祖父以93歲高齡去世，在整理他的遺物時，發現三方刻著他三個孫子(即筆者哥哥及叔叔的兩個兒子)名字的圖章。原來，祖父一早已為三個孫子準備好三份教育基金，他是希望三個孫子經他一臂之助留洋深造，可惜因時局不佳，無法實現。說來遺憾，祖父年輕時家境貧寒，將出洋深造機會讓給哥哥，到他有能力可以培養自己子女留洋，卻正值二戰，全球一片戰火；1949年后，國門關閉！直到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關系突飛猛進，祖父才看到曙光。事實上，早在1976年，“四人幫”一粉碎，在祖父的支持下，我母親已為我時在雁北的哥哥辦好到華盛頓大學留學手續，出于當時的政治氣候，還是沒有成行。1978年中美建交，哥哥卻放不下自己的事業和家庭，決定再次放棄出國。直到1991年，哥哥的兒子以優異成績考上康奈爾大學，祖父已去世了！雖然他沒有看到曾孫拿到康奈爾金融專業碩士，但我侄子記住太公的四十塊銀元的故事，他出國時家里同樣給了他一筆五位數的美元，供他防身，但他從本科直到讀碩士整個求學過程中靠獎學金和打工，這筆錢原封未動。

祖父將祖母接到上海時的合影

“老祖宗”

中國傳統，對父母的贍養義務首先為長子，長子不在便是二子，以此類推。30年代初程家家道漸佳，在杭州孩兒巷造了三層洋房，太祖父母就從桐鄉遷至杭州，與大伯祖同住。大伯祖去世后，二伯祖慕頤公就將太祖父母接到上海，此時二伯祖在今新閘路1048號，已造好帶二百多平方米花園的新住宅(該宅已于2004年拆除，現址為高檔住宅遠中風華)，一直贍養到兩老壽終。

祖父老宅在福熙路(今延安中路)931號一德式花園洋房(造延安路高架時拆除，現為我家所在的南西街道政府機關)，姑婆就住在貼鄰的四明村，兩處都離新閘路1048號僅一箭之遙，三兄妹就像衛星繞著太陽一樣緊緊圍著我們的太祖父母。1944年，作為程家第四代的“家”字輩第一人、我的哥哥出世，圓了四世同堂之夢。

那時每逢周末及節假日，祖父和姑婆都會攜全家去新閘路1048號團聚，我家的四世同堂是分居不分家。不分家是因為，太祖父本無什么財產可分。

但凡四世同堂之家，必有位精神領袖，通常是家中年資最長之輩，住的房間必是全樓朝向最好的一間，家中一應起居飲食活動都以他們為中心，哪怕已不再管家退居二線，他或她仍享有絕對的至高無上的地位。中國歷代文學作品，從《紅樓夢》到《家》《春》《秋》，我們見識了太多“老太爺”和“老太太”，總覺得，當這位權威人物是老太爺時，家中風氣多半為嚴謹封閉、壓抑的(如高老太爺)；而如若是位老太太，那就要活潑溫馨得多，如《紅樓夢》中的賈母，整日與眾孫兒女一起看戲嬉笑……

程乃珊和哥哥在福煦路931號

我家的精神領袖當然是太祖母邵氏，享年96歲，當時我已經十三四歲，故而對她印象尤深。由于子孫太多，她對我們第四代誰是哪房的孩子已經搞不大清楚，需要旁人在邊上提點。太祖母的房間是二樓朝南外加一只大陽臺的全樓最好房間，內里全堂紅木家具，收拾得一塵不染。太祖母不喜歡坐沙發，常年坐一把高背藤椅，看到我們小輩去，她總會開鎖從大櫥里拿出各種吃食：白糖楊梅、油棗、橘紅糕、松仁粽子糖分給我們吃，然后又一一歸還原處上鎖。她腋下永遠吊著一串鑰匙，就只是她房里的那些箱柜，可能這是她心理上對當年當家人地位的依戀。太祖母辛勤勞動一世，到晚年仍力所能及地堅持為人民服務：剝毛豆、揀豆芽、折錫箔……實在沒事干，就將草紙整整齊齊地一裁三(當時用的都是黃草紙)，并仔細將草紙上的粗糙經絡拉扯掉，再將它搓得柔軟，然后再一份份整整齊齊地放在各層的洗手間里供使用。貼鄰太祖母臥室的一大間是全家飯廳兼起坐間，就是為了讓老祖宗熱鬧又不用上上下下爬樓梯(一般上海人家飯廳和客廳都設在底層)，閑時一家四代都擠在那里聊天。太祖母因年事已高，吃飯時像小孩子一樣米粒常會掉落在桌上和地上，她都要逐一撿起放在嘴里，不聽眾人勸阻。所以我們從小就習慣將碗里的飯粒全部吃干凈，根本不敢“剩飯碗頭”。

二樓老祖宗專用的衛生間很奇特沒有浴缸。其實新房子造好時是有的，無奈老太太一看見就發脾氣：“像個白棺材，看著就觸氣！”二伯祖慌忙將浴缸給拆掉，可見其對母親的百依百順。仗著和和睦睦、互相互攜，四世同堂大家庭熬過敵偽時期。1949年，我們程家又面臨一次考驗。

解放前夕，二伯祖可能自忖一世清白，且在祖父鼓動下多次為解放區捐助西藥，為老區來上海治病的領導(傳說是陳賡將軍，曾經在我祖父的福熙路931號老宅養過病)聯系醫院治病，因此他是堅決不離開上海。

祖父畢竟因常年從事金融，所謂財政，與政治總是有千絲萬縷聯系。祖父與國民政府高層宋子文、孔祥熙等關系密切。當時國民政府應諾為中行高層提供郵輪去臺灣，言下之意，家中一應財物甚至貓貓狗狗都可以帶上，中行高層張嘉璈(徐志摩的前妻舅)，元老宋漢章、貝祖詒(貝聿銘之父)都攜家眷走了。祖父考慮再三，還是婉拒了當局的“去臺灣后原職原薪”的承諾，選擇了留在上海與中行全體員工共進退，并接受地下黨勸說積極參加護行衛行工作，迎接中國銀行的新生。

做銀行的習慣保本意識特強。祖父最后決定讓長子(我父)攜全家去香港，打頭陣先留好一條后路。自己則鐵了心留下來。

我們的兩位祖父，就是這樣在歷史轉折關鍵時刻，明大義，為我們這個四世同堂的舊家族，新開一扇窗。

1962年哥哥從北大回滬，全家合影

從此直到“四人幫”上臺，在黨的統戰政策溫暖中，雖不至“馬照跑，舞照跳”，卻也如當年溥儀在北京紫禁城中保留一個小朝廷樣。那時全上海的資本家和高級知識分子、民主人士，都過著舒適優渥的生活。二伯祖由衷地說過：“我們這種人，要在蘇聯十月革命時，早被槍斃了。現在人民政府，沒有綁架沒有強盜搶，政府定期發放定息，不用天天操心生意經，篤定泰山過日腳！”

不過，這畢竟是一場推翻舊時代的革命，二位祖父兄弟情深，互攜互助走了過來。

最后的四世同堂

上海解放不久，祖父辦理好與人民政府的移交手續，南下香港，出任香港中國銀行經理。

此時上海福熙路老宅被政府作為派出所用。二伯祖二話不說，騰出花園北端新造的一幢四層公寓樓給祖父在上海安個家，留個老窩。祖父則堅持親兄弟明算賬，一定要付房租。二伯祖拗不過，象征性收點房租以讓祖父安心，豈知竟埋下大禍。60年代初有關部門以“私自出租物業卻瞞報為自住”之罪將全樓沒收，這對二伯祖打擊很大，祖父終生為之抱憾。二伯祖卻從不出一聲責怪之言。

說起二伯祖這幢公寓式新房子，其實也孕育著他自己的一個四世同堂之夢。二伯祖共有四子一女，這第二幢房子是他特地為四個兒子設計的。樓高四層，每個兒子一層，每層為品字型南北三間，鋼窗蠟地，衛生間壁櫥設施齊全。奇怪的是，整幢房子沒有造一間廚房。這是因為，二伯祖想當然四個兒子不會分家，總是聚在老房子吃大鍋飯，否則何為四世同堂？誰知他四個兒子只有一個留在上海，四層樓的房子空空蕩蕩，可見人生，根本無法預先設計，也無法代繪藍圖！

成年后的程乃珊與祖父、哥哥合影

1957年我父親攜全家從香港遷回上海，就在這幢四層公寓式房子里住過一段時間，同住的還有當時三個尚未出閣的姑姑。

那時我們還奉行吃大鍋飯(早飯自理，午飯除小孩子外都在各自單位解決)，最開心是晚餐時光，因為兩幢房子相隔一個花園，所以每晚7點吃飯要打鈴的，如不回家吃飯一定要先打電話回來告知，反正準時開飯，過時不候。四代人鋪鋪滿滿坐滿兩只圓臺面，遇到星期天姑婆一家來還要加一桌圓臺面。朝南打橫一椅一幾，就是太祖母的專座。1957年，政府提倡穿花衣裳，我家的女眷們立時熱誠響應，花花綠綠的點綴著圓臺面，很有花團錦簇的味道；男眷們還是拘謹的，藍布人民裝一身言語也不多，風頭都被女眷們搶去。

大家庭幾乎每個月都有人生日，有的一個月要有幾個人生日，當家人二伯祖母都會一一記住老少無欺，公平對待。屆時飯桌必有添菜并有長壽面吃，既改善了伙食，又討了大家的開心，皆大歡喜。

人說十根手指有長短，大家庭中，誰也不甘做最短的手指。故而，大家庭的氛圍一直充滿競爭：男人比事業，女人比賢淑，小孩比功課，都是在暗下功夫。聽起來似很讓人吃力，但相比那種敗家子當道的脫底棺材樣只會吃老本的，我們的四世同堂大家庭充滿進取和活力。

尤記得每逢大考完畢假期開始之際，必是各房小孩學生手冊大展示之時，也是筆者最難熬之時。我家苦讀蔚然成風，最優秀的是上海“家”字輩中的長房長孫、我哥哥程家濂。哥哥之名為祖父所起，一個“濂”字意喻清廉正直。哥哥1944年出生，正是抗戰激烈之年，此時祖父受總行高層之囑，死守上海中國銀行。上海已淪陷，成汪偽天下，卻要守住中國銀行與自身的清白，又要與日偽周旋，談何容易！作為長房長孫，我哥哥的誕生無疑令祖父很欣慰，取“家濂”這個名，或者也是祖父對自身一種勉勵吧！哥哥百日，各界人士紛紛送禮致賀。祖父卻考慮到國難當頭，自己如若為得孫大辦百日湯餅會，影響不好。但收了人家的禮總該有一份表示吧。正好此時在富民路197號中國銀行俱樂部前有塊空地，祖父遂將禮金集中再私貼一些，為中行員工捐助了一個網球場，直到上世紀90年代這個網球場還在使用。作為大家庭的長房長孫，哥哥可以講是楷模，且是唯一一名共青團員。1962年哥哥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大學化學系。關于哥哥，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四世同堂的長房長孫，簡直可以是又一部《牧馬人》！改革開放后，哥哥始得公平對待，從基層化肥廠廠長做起，直至山西大同市副市長。他一直牢記祖父對他的期望：清白廉正，在異鄉潔身自好，是當地有口皆碑的“清官”。作為長房的父母親，一直因我們兄妹倆而在大家庭中很自豪。

我的成績單，是眾人中最拿不出的，幸好我有我的閃光點作文和英文。因此每逢展示學生手冊之時，媽媽總像買魚搭蔥姜一樣，必帶我的作文簿，還叫我當場朗誦一段英文，我的拿手是安徒生的《Little Match Girl》(《賣火柴的小女孩》)，作文簿上老師的褒獎和漂亮的評分，總算為父母挽回面子。

猶如今天的香港人，白天講英語穿洋裝，晚上回家喝王老吉涼茶煲老火湯，布置時尚的家中還供著神位。我的長輩們白天是毛主席的好學生，晚上是程家唯唯諾諾的灰孫子。每年過大年和端午、八月半，家里都會祭祖。儀式就在老房子的底層，用以間隔餐廳和客廳的大拉門敞開，朝南座北墻上是一幀幀歷代祖宗像，上海人稱此為“尊”，還有已故的太祖父照片。香煙繚繞中我們的長輩們穿著藍人民裝一個個虔誠地排隊向祖宗叩頭，少不更事的我們有時忍不住會笑出來，即遭來長輩們一個嚴厲的眼色，從此再也沒有人敢笑。

隨著太祖母高齡去世，新房子不久又被查收，我們不得不遷出二伯祖的家，從而結束了那令我十分留戀的四代同堂生活。直到“文革”前，每逢過年過節，我們還是要去新閘路1048號后宅相聚祭祖，直到“文革”開始，為避嫌疑，互相才疏離了。而今兩房長輩都已相繼去世或移民國外，因都散居各地很難再現當年四世同堂的盛況，難得回滬探次親團聚，拼拼湊湊的一只圓臺面也坐不滿！

其實，在我的女兒出世時，我的外公也已實現了四世同堂的心愿，只是因為外公只一子一女，兒子又遠在美國，所以就算四世同堂，也坐不滿一只圓臺面！

程乃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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