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譜國際訊）70年前，一個10歲男孩從韓國仁川誤搭美國軍艦，來到中國。70年后他成為了西泠印社最早入社的韓籍社員、著名書畫家、韓中文化交流使者——閔庚燦。

命運將他送來了中國

二戰時期的仁川港

我，生于1935年，韓國仁川，噢，那個時候，應該叫朝鮮。

仁川是個港口城市，在我幼年的記憶里，那里生活著的，八九成都是朝鮮人，不過他們在這座城市沒有決定權，日本人才有。朝鮮人大多數生活貧苦，一般人家吃土豆、番薯過日子，種出來那點大米，都被送往當地的日本人家庭。所有朝鮮的孩子，要按規定被送往日本人開設的學校讀書，在學校里不能說朝鮮話，不能用漢字，只能說日語。

我家有奶奶、爸爸和媽媽，兩個姐姐和一個妹妹，我是獨子。大姐很早嫁人，跟娘家的聯系非常少，二姐當了藝妓，后來不知所終。

我天生好動，打起架來有狠勁兒，同齡的對手都怕我，特別是學校里那幾個日本孩子，我經常找他們打架。碰上哪天不高興了，帶頭曠課，幾十個朝鮮孩子都跟著不來上課，教室變得空空蕩蕩的。

日本老師不管你文化課學得怎么樣，倒是體育課，特別是運動比賽，他們更在乎一些。

記得有一年，我參加學校里的運動會200米跑步比賽，跑一半摔倒了，腿上都是血，但馬上爬起來繼續跑，拿了個第三。最后，日本學校給我的獎勵，反而比跑第一名的還多，理由是我很勇敢，而且不怕挫折。

在我六七歲時，家里開始衰落，媽媽出走，沒過半年，妹妹病死。又過幾個月，奶奶也病死了。爸爸常常酗酒后打我、罵我，我感覺，整個世界就只有我一個人了。我更加沒有顧忌地逃課，日本學校通知了我爸，我就慘了。

韓國父親打孩子，是挺狠的，他們可以把一根雞蛋粗細的木棍子生生打斷。我回到家，爸爸就舉著棍子追我。我情急之下，鉆進燒飯的灶洞里，爸爸鉆不進來，就在外面罵，罵累了，丟下我，又喝酒去了。

我等他走遠，一身黑地鉆出來，站在井邊，用水把自己沖洗干凈，換了一身衣服，頭也不回地就走了。“我再也不回來了。”我一邊想著，一邊鉆進玉米地里，往海邊的方向走。我不知道這一走，真的就是幾十年的光景，大半輩子……

命運讓他與藝術結緣

圖左為周昌谷、圖中為閔庚燦

在新民小學，我見到了我人生中的又一位恩師——周昌谷。

怎么認識的呢？周老師的姐姐，是我小學輔導員。我當時的讀書成績啊，差得一塌糊涂，唯獨畫畫，次次都是滿分。輔導員老師知道了，說讓她弟弟來看看我，如果有靈氣呢，就帶著我深造一下。

頭一次看到周昌谷老師的樣子，我還記得，他一頭到肩的長發，一身衣服臟兮兮的，穿一雙“老殼皮鞋”，還開口的，一幅嬉皮的樣子——后來我才知道，他這么穿不是因為時尚，而是真窮，沒錢買新鞋。

周老師其實比我大不了幾歲，當時還在中國美院當學生。我是1949年拜他為師的，周老師后來說，他決定收我這個徒弟，主要是看到我當時在圖畫課上，臨摹的毛主席側面像，覺得我蠻有靈氣的。

1951年，我進入中山中學，也就是后來的杭十二中。我雖然學習成績很差，還留了一級，但我在畫畫上的進展是很順利的。

讀中學后我是寄宿的，每年寒暑假，我都會搬到美院去，和周昌谷老師同吃同住，他雖然是我的老師，卻喜歡和我稱兄道弟，經常會叫我外出打些野味、釣些魚什么的，然后帶我去黃賓虹、潘天壽等畫壇一流泰斗級老師的家里，看他們現場作畫，一起喝酒、吃飯。

現在想起來這真當是一份很大的福氣——這些泰斗級老師在作畫的時候，許多用筆的竅門，是很難從畫作上解讀到的，比方說一筆過去，是直著拖還是翻轉著筆桿滾，中間的快慢，抖動，節奏……都有很多竅門。有的老師在作畫的時候，如果現場有他不喜歡的人在看，就會找個借口，讓那人換水去，等水換回來，他那關鍵幾筆已經畫完了。

而我是被優待的，當韓國人、外國佬的身世被他們知曉后，我有了個新的稱呼“小朝鮮”。估計是因為這個“外賓”的身份擺在那里，他們樂于讓我現場看他們發揮吧。

在周昌谷老師的引薦下，我還拜了好幾個在畫界名氣很大的老師為師。拜余任天為師時，我是帶著幾瓶好酒和一只雞上門的，余老師沒有喝醉，我反而喝醉了，躺在余老師的床上呼呼大睡到天亮。

陸儼少在上海，我得知他的胃不好，吃的米也差，而我是外國佬，有好米配給，于是我特地帶上好米，從杭州坐火車到上海去學畫。

還有程十發老師，他送我的一塊硯臺，至今還珍藏著。

……

可以很直接地告訴你，我為什么會如此用功地畫畫，因為我——想家。

平時還好，可每到休息天，我看同學一個個都回家和親人相聚，我一個沒爸沒媽的孩子孤零零的，那滋味只有自己知道。我只能畫畫。也只有畫畫，才讓我的神經放松下來，不去想那些傷感的事情。

為了尋生命之根毅然回國

韓國那方面知道我，也是在我賣畫的過程中，向美國買家介紹我的身世，才輾轉得知的。當年，中韓兩國還沒有邦交正常化，韓國的閔氏宗親會，通過國際紅十字會，知道了我在中國大陸，而且成了很有名氣的畫家，就把消息傳到我這里——家鄉歡迎我回去。

回去哪有那么容易，光公安局，我就跑了半年，公安同志很客氣，也很無奈：這個，他們辦不了。

終于在1983年，我可以回家了，那是一段非常長的旅程，我要先坐火車到廣州，再通過國際紅十字會的關系出境到香港，再由韓國領事館接著，坐上前往漢城（現在的首爾）的飛機……我下飛機的時候，閔氏宗親會，來了十幾個人，打著橫幅歡迎我回家。噢，那時候我韓語基本不會說了，但是還聽得懂一些，我堂兄弟帶給我的訊息：我爸早就去世了，姐姐也不在了……我，還是一個人啊。

剛回到韓國，日子過得沒有想象中的那么順。我向宗親會借了500韓元（當時這是一筆大錢了），躊躇滿志地辦起了第一個個人畫展，結果，韓國人對帶有黃賓虹風格的黑白水墨山水畫一點興趣都沒有，辦完畫展，我只賣出去十幾幅畫。

為打開韓國市場，我又回到一天工作十幾個鐘頭的狀態。我把前半生學到的所有技法，全都嘗試了一遍，然后到處找關系送畫，揣摩韓國人對中國畫的偏好。后來我心里有了底，他們喜歡色彩艷麗的，越艷麗越好。

四年后，我又一次開起畫展，這一次，我的一百多幅作品，被買走一大半。

在韓國，我做了一件讓我倍感自豪的事：發現了家族先人保存的當年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長吳昌碩老先生親刻的200多方印譜，我毫不猶豫地將它返贈給中國的西泠印社，又將當時韓國最著名的國畫大師金膺顯和其他一些出色的韓國國畫家，一一介紹、加入了西泠印社。

耄耋之年重尋藝術之根

到韓國以后，我一有錢就往國內寄，那是給老師周昌谷看病的錢。

對的，我剛才的敘述中，跳過了那不堪回首的十幾年時間。周老師被綁著，和潘天壽老師一起被推到高臺，接受批判，臺下的人痛罵他們是“反動師徒”。潘老師熬不下去，先走了，周老師的身體也變得很差，可根本沒有條件去看病，他一直以為是胃不好，后來才知道，毛病出在肝上。

周老師是當之無愧的大師，但他倒下得太快。在他最后的幾年里，早已提不動畫筆，走的時候，才57歲，這是國畫師最黃金的歲月啊。雖然，周老師挨批斗、住牛棚的那些日子里，我幾乎每天會去照顧他，但是仍然沒有留住他啊。

有一天，我突然醒悟了，我從哪里學到的東西，該還到哪里去。我曾經接觸過的那些大師們，基本上都已仙去了，而真正看過他們現場作畫的人，可能不多了吧。

于是，2007年，我帶著家人，又一次回到杭州，這個我待了30多年的地方。在剩下的幾年里，多畫一點，多給學生講一點，因為我最終回到中國，來到杭州是來感恩、報恩的。80虛歲的我，時間不會太多了。這次回來后，我就不走啦。

我們如何知道自己在哪里？我們如何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我們如何在大腦中儲存信息？

聽起來像是個哲學命題？其實它正是近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所研究的成果，三位獲獎者發現了大腦的定位系統，即“內部的GPS”，從而使人類能夠在空間中定位自我。

我想生命的本質仍然應該是漂泊的，我們無法控制它的起源和結束，就像風吹動一粒種子，不知停泊在哪兒，從哪兒開始生長。就如“小朝鮮”閔庚燦，被一艘軍艦帶離了故土，帶到遙遠的地方，然后從一個人手里交到另一個人手里……

但漂泊是有方向的，那就是每個人的選擇，到哪里去，做什么。

能夠在茫?？臻g中自我定位并找準了方向的人，是幸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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