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熙攘攘的茶馬古道上，有多少晉商，有多少潞商，為了白花花的銀子疲于奔命。又有申家幾個東家或者掌柜，走出大山，試圖找到山西長治的出?？?。

走出大山的潞商

說起茶馬古道，大家印象最深的是西南地區，大隊的馬幫馱運著普洱之類的茶葉，走進大漠深處。其實在晉東南，也有一個茶馬古道。從長治到武鄉縣的土門鎮，再到祁縣子洪口的驛站金鎖關，途經雁門關出境，潞商把長治的絲綢、潞鐵、糧食，以及從武夷山販來的茶葉賣到集寧，賣到呼市，甚至更遠的恰克圖，換來那邊牧民的毛呢、毛毯、天鵝絨、銀器，以及馬、牛、羊。因此，長治有了圏馬的馬廠，以及馬驚后的捉馬、暴馬等村名。

潞商走出大山，具有代表性的是長治郊區的申家。提起山西的大院，人們很自然地就會想到喬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大院等晉中商人遺留下來的民居建筑。而長治的申家大院卻鮮為人知。明代沈思孝在《晉錄》中指出：“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申家二十四院則讓人看到“澤潞豪商大賈天下”的繁榮。

郊區的申氏在明初從潞城縣西天貢村遷入南村，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遷入中村定居。自始祖申十三開始，至今已繁衍到第二十一代。申十三有二子，第四世時有七子，第七世時發展為三十子，第八世時發展到五十子，成為一大望族。申家最旺盛的時期在第七、八代之間，其后至嘉慶末年（1814年）開始衰敗，從興盛到衰敗大約270年。其興盛、衰敗的家族史與晉商的發展軌跡頗為相似。

潞商早期的崛起始于鹽鐵、鐵糧的交換，中期開始多元貿易，鐵業、絲綢仍占主導，后期則以手工業制品為主。明代“開中法”(“開中法”就是讓內地商人把糧食運送到塞外指定兵站，然后換取販鹽許可證，以準許販賣食鹽作為報酬）的實施為潞商的發韌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地處河南、晉中、晉南交通要沖的區位優勢則加速了潞商的發跡，并很快成為一個區域性的商業集團。到明中葉，潞商已經成為國內舉足輕重的商幫。而此時，晉中商人，類似喬致庸那幫人，基本上還沒有大的作為，更沒有什么顯赫的喬家大院。清代以后，食鹽貿易逐漸被徽商壟斷，絲綢生產亦日漸衰微。同一時期，晉中商人以經營匯兌業務而后發制人，且匯票比起長治的笨重生鐵更便于攜帶，因而成為晉商的主流，閃爍在潞商頭上的光環漸漸被晉中商人取而代之。

清人入關，帶來一個好的結果是各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紛紛內附，蘊藏在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的巨大商機被釋放出來。在遍地黃金的北方邊疆地區，單是草原上牧民帳篷中堆積如山的貂皮，就是內地奇貨可居的名貴物品。而換回這些東西，當時只需要鐵鍋、食鹽、茶葉這些在內地看起來再普通不過的物品。在這波創業大潮中，究竟有多少潞商走出上黨？由于史料所限，至今不為人知。但清末潞商在晉商中還是有一席之地的。康基田《晉乘搜略》載：“太原迤南多服賈遠方”。就是說，就經商的人口比例及富庶程度而言，當時山西境內還是南勝于北。這個南，就是晉東南，就是我們所說的澤潞商人，就是潞商居多的長治人。

茶馬古道上的潞商

茶馬古道大致有“南三線”和“北三線”之分，其主要樞紐為“一關、一店、三口”：即北有山西的雁門關、南有河南的賒旗店，以及右玉的殺虎口（俗稱西口）、河曲黃河渡口（亦稱西口）和河北張家口（俗稱東口）。南三線即東線（浙江、江蘇中經河南至山西）為晉商絲綢駝道、中線（江西中經湖北、河南至山西）為晉商瓷器駝道、西線（湖南、湖北中經河南至山西）為晉商茶葉駝道。北三線即晉商東北駝道、晉商華北駝道和晉商西北駝道。人所共知的“走西口”，就是指晉商從雁門關走出內長城之后，便分為三路：或至黃花嶺棋道地經張家口遠赴東北駝道，或至黃花嶺棋道地經右玉殺虎口遠赴華北駝道，或至廣武經河曲黃河渡口遠赴西北駝道。

據《山西票號資料》收錄的《渠家墓志銘》載，長子縣渠家寨的渠敬信、渠守信、渠忠信三兄弟，曾用上黨出產的潞麻、水果到祁縣一帶，換取布匹、紅棗發跡。后來渠家三兄弟看中恰克圖的茶葉生意，把自家“長裕川”百余名店員分配到綏遠、天津、成都等地，在那里設立15個分號，遍布茶馬古道沿線。此外，長治蔭城、西火、黃池的鐵貨也通過張家口的“茶馬互市”銷往漠北蒙古族的居住區，最遠銷往俄羅斯。萬歷元年在中國東三省就有“潞鍋三垛的孫和尚”、“潞鍋一垛的郭世明”、“潞鍋一大車的于守仁”等潞商字號。潞安府生產的潞鍋，尤其受到蒙古牧民的青睞。史載，明朝洪武初年，朝廷在全國置鐵冶所13處，上黨的潞安府、澤州便各有1處。明景泰元年潞州一單就為朝廷鑄制阻敵入侵的鐵蒺藜100萬件。天順五年，陜西總兵一次就從陽城運鐵10萬斤。明朝中期，潞州、澤州兩地供應軍需用鐵每年都在60萬斤以上。

今天，從申家大院現存的實物和資料中不難看出，明正德年間，申家將蔭城鐵貨、潞州絲綢、屯留大葉茶等商品用騾馬馱運至平陽，賣后買進食鹽再運回囤積、轉售，從而牟取利潤。從現存的鐵鋪院、茶葉莊、歇馬店等遺存可以看出，申家在當時已經形成了采礦、冶煉、銷售一條龍的模式，在販賣鐵貨的同時，他們也把茶葉、絲綢的生意做到了塞外。